1959年8月(阿尔戈利斯) by 本·尼克尔森

1959, August (Argolis), Ben Nicholson, Oil and pencil on masonite, 122 x 230 cm, Private Collection

1959年8月(阿尔戈利斯),本·尼克尔森,1959年,油彩与铅笔在纤维板上作画,122×230厘米,私人收藏

这幅画作于瑞士南部的一个工作室里,那里可以鸟瞰马乔雷湖。画幅巨大,如同描绘出来的浮雕,似乎合并了桌上的静物和工作室窗口看出去的风景。瓶瓶罐罐的形状得以简化,用铅笔描绘,在三条腿的桌上跳舞、浮动;右下方蓝色的部分感觉像是湖水,左侧的棕色背景可能是收到了后面山的启发。除了使用颜料和铅笔外,尼克尔森剐蹭硬纤维板的表面,形成浮雕效果。静物主题,以及将现实生活物体简化为简单的形状,这都让人回忆起立体主义;作品中流动而又精简的线条类似于马蒂斯的作品。

这是1950年代后期的几幅大型静物作品之一,感情丰富的线条、鲜明的形状、微妙的颜色,一切形成了音乐般的构图。尼克尔森所有作品的标题都具有某种特别的精确性,尽管实际上的地点或者使用的名字可能跟画作没多少关系,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用来识别行李的标签”。阿尔戈利斯是希腊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县。

本·尼克尔森(1894-1982)是一个静物和肖像画家的儿子,他是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两地艺术家之间的重要一环。在1930年代,他定义了英国的现代主义。从1924年开始,他成为圣艾夫斯流派的代表人物,与他人一起,将康沃尔郡(Cornish)建立为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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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月光 by 金焕基

Moonlight of Summer, Kim Whan-ki, 1961, Oil on Canvas, 194 x 196 cm, 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Seoul

夏夜月光,金焕基,1961年,布面油画,194×196厘米,国立当代美术馆,首尔

整个二十世纪从头到尾,中国和韩国的艺术家们一直在努力求索,想要找出自己风格,既可以融合他们的西方艺术经验,又想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金焕基(作品署名Suhwa,1913-1974),是韩战前后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尽管1970年代有批评家指控他只为了艺术而艺术,避免战后韩国痛苦的社会现实,但在世纪末,他仍然最受公众爱戴。

金焕基努力将西方和韩国的艺术形式融合,探索几何形状的特性,特别是圆和直线。1963年迁居纽约之后,他迷上了点。他一直对颜色的力量表现出深刻感觉,蓝色的神秘吸引着他,似乎成为了他家乡的体现。

金焕基在日本受训,但是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他对立体主义和乔治·勃拉克的艳羡。此后,尽管1959-1969年呆在巴黎,对本民族文化的爱开始在他的作品中闪现,他开始转向传统韩国画家钟爱的主题,包括山、月亮和星辰,还有鹤以及高丽王朝时期(1392-1910)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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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by 贾斯培·琼斯

Map, Jasper Johns, 1961, Oil on Canvas, 198 x 313 cm, MoMA, New York

地图,贾斯培·琼斯,1961年,布面油画,198×313厘米,MoMA,纽约

贾斯培·琼斯,生于1930年,喜欢绘制易于辨识的象征符号,比如美国国旗和地图,或是啤酒罐,因为它们看似司空见惯的状态,说明“它们是心智已经了解的东西”。他声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物体的日常意义,而是表现它们的全新复杂方式。然而,在冷战时期的紧张大环境下,诸如美国国旗和地图这样的符号,被人们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内涵和诠释。

这幅《地图》的尺寸巨大,用原色加上黑白两色绘制而成。在现实和抽象图式之间,它占据了一块谜一般的未开垦地带,艺术家将这块地带重现在画布上。本质上来看,所有的地图都是现实生活中某些东西的抽象符号。然而,贾斯培坚持:这幅画本身就是一张地图,而不是对某个地图的再现,这种说法让它在感知层面变得复杂,我们想要理解它也没那么容易了。

1958年,贾斯培在纽约的李欧·卡斯特里画廊(Leo Castelli Gallery)举办了首次画展,并且马上获得成功:所有的画都卖了出去,其中4幅卖给了MoMA。琼斯的一炮成名,标志着抽象表现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波普艺术开始登堂入室。马塞尔·杜尚对于艺术本身的标志性质疑,琼斯从中受益良多。他的成就,是将已经抢占先机的达达主义带入了新的领域——新达达主义(Neo-Dada),特别是通过复活古老的蜡画媒介(用蜡做基底的颜料),以及他自身善于从性认同到形而上难题等丰富而广泛的议题中发掘灵感和题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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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清晨 by 安东尼·卡罗

Early One Morning, Anthony Caro, 1962, Painted Steel and Aluminum, 290 x 620 cm, Tate, London

某日清晨,安东尼·卡罗,1962年,上色钢铁和铝,290×620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安东尼·卡罗生于1924年,是世界上最前沿的抽象雕塑家之一。完成在剑桥大学作为工程师的培训之后,他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他接受的艺术教育相对保守,但在1950年代早期,他作为助手辅助亨利·摩尔,并在伦敦的实验性圣马丁艺术学院讲授项目,这些经历将他带向更为创新的方向。

卡罗的早期作品更为具象,并用粘土制模。“某日清晨”是卡罗对早期作品的突破,而且也突破了英国20世纪早期的雕塑风格,此前曾被摩尔的典范主导的风格。几个彼此分离生硬的元素组合起来,焊接在一起,雕塑的水平方向可能暗示一个斜倚的裸体,但它绝对不是再现性的。在布局上彼此不相干的形状,统一在单一的颜色上,这颜色用掩饰金属的方式,去掉了所有工业化的联系;也没有任何底座或基地来调和不同平面和观赏者。因此,这个结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得以展开,就像一个抽象的赋格,展开在时空之中,而观者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它们。

卡罗认为:很多传统不列颠艺术缺少对此种对观者的直接冲击;他的突破,预示着雕塑的思考开辟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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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双连画 by 安迪·沃霍

Marilyn Diptych, Andy Warhol, 1962, Acrylic on canvas support, 205 x 145 cm, Tate, London

玛丽莲双连画,安迪·沃霍,1962年,丙烯酸在画布上做画,205×145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安迪·沃霍(1928-1987)是波普艺术名义上的领袖。他的主题来自通俗文化,从汤罐头这样的国内商业产品,到悲剧性灾难,以及像杰奎琳·肯尼迪这样的名人,沃霍偏爱机械化的流程,这让他的作品充满不带个人情感、平淡乏味的特质。“玛丽莲双连画”作于玛丽莲·梦露死后4个月,使用了这位明星在1953年的电影《飞瀑怒潮》中的一张宣传照。沃霍重复梦露的脸,暗指媒体对于明星形象的频繁报道,然而同时也让她的意义变得空洞。同时,粗糙的丝网印刷过程,以及过分鲜艳的颜色,还有鬼影般的拖痕,这些都模仿出报纸和杂志的廉价大规模生产方法,从而创造出一种平庸和异化、间离的气氛。

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和罗伯特·罗森伯格影响了沃霍对大众偶像和日常物品的使用。他消除了艺术流程中所有个人化的处理,从而延展了马塞尔·杜尚展览现成物品(ready-made)的艺术实践,这也反映出沃霍机械般的个性。

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它对于名人的崇拜和着迷效应,沃霍有着强烈的先见之明。在他的一生中,他达到了名人的高度,与名人相互厮混,常常将他们的肖像置入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确保波普艺术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并改变了艺术本身此后被人们认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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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汉堡(软汉堡) by 克拉斯·欧登伯格

Floor-burger(Soft Hamburger), Claes Oldenburg, 1962, Sailcloth and Foam Rubber, W: 213 cm, Art Gallery of Ontario, Toronto, Ontario

地板汉堡(软汉堡),克拉斯·欧登伯格,1962,帆布和发泡胶,宽度:213厘米,安大略美术馆,多伦多,安大略

克拉斯·欧登伯格于1929年出生于瑞典,是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运动中唯一的真正雕塑家。1956年搬到纽约后,他和一组年轻艺术家开始努力挑战抽象表现主义的统治。欧登伯格组织了一系列表演和展览,名为“正在发生(Happening)”,其中第二件作品包括三个部分,创作于1961-1962年,名为“商店”。它的“商品”是用塑料复制的食品和其他日常商品,这也形成了他本人标志性的艺术公式——“软雕塑”——将日常物品转变为巨大、下垂、软弱无力的人工制品,它们既好笑又诙谐。

地板汉堡(软汉堡)是为“商店”作品的第三次复展准备的,于1962年纽约的格林画廊举办。 欧登伯格将物品可弯曲的和坚硬的特征进行交换,翻转了它的材质的软硬,这样一来,欧登伯格就组合出消费主义和坏品味的结合体。与他的电话、牙签、鱼缸、马桶和打字机一样,汉堡如同有生命的生物,成为重力的受害者。当它下垂时,它的材料使用的物质就会瘪下去,颠覆了本该坚固和满足人需要的东西,将其变为过剩的纪念碑。

在1968年纽约MoMA举办的“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展览中,欧登伯格的软雕塑被看作是“新超现实主义(Neo-Surrealism)”的典范。这些再生的庸常之物的,与1960年代的“达达激浪派(Fluxus)”运动同一个时代,该流派的信条是:“一切都是艺术,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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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最近香港的小黄鸭也是波普这个门派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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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 by 布里吉特·莱利

Fall, Bridget Riley, 1963, Emulsion on canvas, 141 x 141 cm, Tate, London

跌落,布里吉特·莱利,1963年,感光剂、画布,141×141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布里吉特·莱利(生于1931年)是光学艺术(Op Art,optical art的缩写)的领军人物,该运动显现于1960年代,设计和时尚行业深受其影响。莱利和其他光学艺术家沉迷于这种光学现象:当颜色和形状并置时,会让一幅画的表面产生跳动和闪烁之感,并在观者心中产生视觉上的紧张性。

在1960年代早期,莱利对光学效果的探索让她完全只用黑色和白色作画。这幅“跌落”包括一系列平行而起伏的线条,看上去形成了一块漩涡区域,画布也在拉紧和压缩。整幅画似乎在颤抖、摇曳,让人想起莱利的话,她“想让绘画平面和赏画者之间的空间活跃起来”。莱利后来承认:在1960年代早期,她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她后来的作品色彩更丰富,感觉上更柔和圆润,对感官的刺激更少。

光学艺术吸收了错觉和错视画(trompe l’oeil)的传统,探索人类视觉的能力范围,欺骗眼睛去看到画布上没有的东西。它接管了波普艺术以及它对传统高雅艺术的批评,在实现上有机器般的准确和单调,依赖颜色、线条和几何形状,用它们来操控视觉的感知。利用这幅“跌落”,莱利将行为焦点从艺术客体上移开,转到观者的眼中。这个十年的末期,人们希望看到一些激进的发展让艺术和社会发生转变;莱利的作品为个人还有这些希望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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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塔特林的“纪念碑”1号 by 丹·弗莱文

 

‘Monument’ for V. Tatlin 1, Dan Flavin, 1964, Cool white fluorescent lights and metal fixtures, H: 243.8 cm, MoMA, New York

献给塔特林的”纪念碑”1号,丹·弗莱文,1964年,冷白光荧光灯与金属固定装置,高243.8厘米,MoMA,纽约

丹·弗莱文(1933-1996)最知名之处,在于他使用商业化生产的荧光灯来完成自己的极简主义作品。他使用的灯管长度不同,组合不同颜色,构成作品,并转换了周围的空间。他是第一位使用该媒介的艺术家。与马塞尔·杜尚一样,弗莱文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使用日常物品,但他将这些材料构成新形式。当灯管烧坏之后,会被替换掉,因此颠覆了一件原创作品的概念。

为塔特林的”纪念碑”1号,这是献给俄罗斯构成主义者弗拉迪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一系列作品之一。弗莱文歆享塔特林将技术与建筑形式融为一体的能力,特别是塔特林1910-1920年的作品——“献给第三国际的纪念碑”,它采取旋转的螺旋形式,虽然从未被搭建起来,但在规划中,要比埃菲尔铁塔还高。

工业材料和朴素的几何形状,这是极简主义艺术的标志。尽管弗莱文也用了这些,但他的作品有种魅惑力,几乎有灵性之感。弗莱文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一个牧师,而且他转向艺术之前,还在布鲁克林上过神学院。他的雕塑也是由光和画廊的空间为材料构成,几乎可以与詹姆斯·特瑞尔的“罗丹火山口”或是唐纳德·贾德的“无题(1982-1986)”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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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安源 by 刘春华

 

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6年,布面油画,220×180厘米,中国建设银行,北京

刘春华生于1944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红卫兵,同时也是北京中央美院的成员。他这幅针对“毛主席”的绘画,由一组学生设计,于1967年在北京展出。这幅画也成为第一幅在中国报纸上以彩色印刷的画作。文革期间,它出现在9亿张海报上,这也让它成为地球上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画作。但与此同时,这幅画也被指控歪曲了历史事实,因为尽管中共在1922年成功将安源矿工的罢工行动政治化,但毛在这次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并不高,无法令人预测他将来要成为党的主席,这就与这幅画要纪念的内容产生了差异。

在风格上,刘春华的绘画是典型的毛时代中国作品,延续了充满争论的特质,这是强大的中国人物绘画传统所熟悉的。毛独自站立,眼神直面大自然,画中的风景在前人画中也出现过,比如沈周的《杖藜遠眺》,该作品目前藏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内尔森-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这幅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画作,延续了中国长久以来的风景和肖像绘画传统,延续了多少个世纪的政治王朝传统和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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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这幅被复制次数最多的画,在互联网上竟然找不到一个过得去的数字版本,上面这张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但仍有不少色差,诸位多多原谅则个。

 

懒惰的猎人和有毒的摔跤手、蜥蜴、鬼和眼镜蛇 by 特温斯·赛文·赛文


The Lazy Hunters and the Poisonous Wrestlers, Lizard, Ghost and the Cobra, Twins Seven Seven, 1967, Ink, paint and chalk on plywood, 125 x 87 cm,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 Lagos, Nigeria

懒惰的猎人和有毒的摔跤手、蜥蜴、鬼和眼镜蛇,特温斯·赛文·赛文,1967年,墨水、颜料和粉笔在胶合板上作画,125×87厘米,非洲艺术国家博物馆,拉各斯,尼日利亚

1962年,在奥绍博(Oshogbo)的约鲁巴(Yoruba)镇,姆巴西-姆巴尤(Mbasi-Mbayo)艺术家合作团体建立,并从中形成了尼日利亚艺术家的奥绍博流派。它的成员希望解决20世纪非洲艺术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不放弃非洲艺术传统的前提下,走出艺术新路。

除了一些史前的岩画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绘画之外,非洲基本上没有绘画传统。奥绍博流派虽然主要使用西方的绘画媒介,但希望能够保留约鲁巴人文化上的敏感性。以此为目的,他们创作出了20世纪非洲艺术作品最富想象力和原创性的一批作品。

生于1944年的特温斯·赛文·赛文,是奥绍博流派中最知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讲述他自己创作的故事,但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传统约鲁巴故事讲述者们口头描述的表现力和故事张力。特温斯因其“雕塑式”的绘画而闻名,他在其中使用了众多媒介,要在作品表面呈现一种浅浮雕效果,似乎是要让绘画颜料与约鲁巴的雕塑传统融合在一起。

在这幅作品中,特温斯仅使用了粉笔、颜料和墨水,而黑色墨水描绘出人物轮廓,像马赛克一样的细节让作品表面产生独特的三维立体感。扭曲的人物、生动的颜色和错综复杂的细节,形成一种充满幻想和神话般的世界,属于特温斯的世界,而其中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传统和奥绍博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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