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时间=灵魂——艺术家在现场 by 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

The Artist is Present, Marina Abramovic, 2010, Performance Art, Duration: 736 hours and 30 minutes, MoMA, New York

艺术家在现场,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2010年,行为艺术,持续时间:736小时30分钟,MoMA,纽约

1. 锯末落地,显出年轮

她,生于1946年11月30日;他,生于1943年11月30日;她和他的爱情,生于1975年11月30日。初相遇,就是宿命般的天雷地火,他们一起合作了众多至今仍为人称道、念念不忘的多次行为艺术。那时,她,29岁;他,32岁。

然而,相爱容易,相守难。到1988年,他们俩决定为12年多的恋情画上句号。她认为:人会花很大力气想要开始一段恋情,但当人想要结束的时候,却要越快越好。因此,她和他决定,1988年3月30日,他从万里长城西边尽头向东走,她从万里长城东边尽头向西走。三个月之后,两人行走了数千英里,然后,拥抱,分手。她,42岁;他,45岁。当时的她,身穿大红。

她,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他,乌维·赖斯潘(Uwe Laysiepen),人称乌雷(Ulay)。

22年后,2010年,64岁的玛瑞娜已经是“行为艺术的祖母”,纽约MoMA要为她举办回顾大展,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她也要在现场举行名为“艺术家在现场”的行为艺术:从3月14到5月31日,她要在一个大厅里面每天端坐8-10个小时,观众、陌生人、熟人,都可以坐在她面前,她会睁开眼与你默默对视,你想坐多久都可以。

开幕当天上午,67岁的乌雷作为嘉宾出席,和玛瑞娜有交流,此后,表演开始,今天的玛瑞娜,一袭红色长裙。

到晚上,与众多陌生人聚精会神的对视,让她显得十分疲累,她知道:“停电,没人出现,这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与对面的人对视时没有百分百投入,旁边的人自然会离开。”

目送上一个陌生人离开,玛瑞娜按照惯例继续闭上双眼。旁边的人群中,乌雷出现了:眼镜架在头顶,须发灰白,外穿休闲西装,里面的黑色衬衫翻出红色衣领,下面是紧绷的瘦腿裤,一双黑色白边白鞋带的帆布鞋,他,还是艺术家范儿。

上一个人走了,乌雷眼神坚定,两手抓住西装的领子略加整理,走向玛瑞娜对面的椅子,然后坐下,调整下身体的姿势,让自己舒服、自然。

对面,玛瑞娜睁开眼,抬起半低的头:先是微笑,一瞬间,两眼下望一下,好像情窦初开的少女,又迅速抬起来。本来直视她的对面的乌雷,看到这里,闭上双目,头微微摇了下,也许是下意识,也许是想起了什么。

乌雷又调整了下姿势,抖擞精神,再次直视玛瑞娜。对此,玛瑞娜的表情中好像透露出询问,像是一架用写满问题的原材料做成的纸飞机;乌雷长出一口气,再次闭眼,摇头,睁眼,表情不再有刚开始时走过来的坚定。

对视,几秒钟之后,泪水盈满玛瑞娜的眼眶;乌雷间或目光向下,嘴角后缩,似乎在努力抑制着不要说出什么,又似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玛瑞娜变得难以自已,她想尽力将泪水和伤感的情绪咽下去,却几乎无法控制;乌雷只有轻轻摇头,用几乎难以观察到的动作摇头,似乎是在安慰她。

终于,玛瑞娜身体主动前倾,伸出双手,掌心向上,放在桌上;乌雷马上露出笑容,向桌子靠近,他也用双手掌心向下握住玛瑞娜的双手,口中说了什么,虽然声音不小,但是旁边的人很难听懂,而且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懂。玛瑞娜也笑了。

两双手握在一起25秒,玛瑞娜主动撤回,恢复正常姿势,背靠椅背;乌雷姿势未变,停顿两秒,然后回身,站起,离开。玛瑞娜双手捧面,试图平复心情,然后,又回到最初见乌雷之前的状态,闭眼,低头,微笑,等待下一个陌生人的到来。

对面坐下了,她睁眼,长出一口气,闭眼,又睁眼,继续这次行为艺术。

爱情是棵树 by 木心

我是 锯子 上行

你是锯子 下行 合把那树锯断

两边都可 见年轮 一堆清香的屑

锯断了才知 爱情是棵树 树已很大了

2. 身体与时间相遇

我们当然不能臆测:他们的这次相遇中,爱情有多少是过去时,有多少是现在时。2009年12月,玛瑞娜结束了第二段婚姻。

艺术家的作品,是浓缩了时间和空间的胶囊。当玛瑞娜与乌雷对坐,被浓缩的,是他们过往35年的纠葛与爱情。玛瑞娜与陌生人对坐,被浓缩的,是她自己过往的行为艺术对人性善恶的深入体察,是她64年的人生,也是对方陌生人到此刻为止的一生。两个人目光交换,虽没有言语,却是彼此灵魂的交谈。

这让我想起皮娜·鲍什,她和玛瑞娜之间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气质,都有一双洞入人心的眼睛。

这次行为艺术的有趣之处还在于:你无法同时完全看到玛瑞娜和她对面的人的表情。不管你选择什么角度,要么看一个人几乎的正面和另一个的后脑勺,要么是两个人的侧面。

而玛瑞娜和乌雷的相遇,又使我想到吴念真讲的计程车司机的故事,两种相遇,两个故事。变化的是空间,不变的是时间的流逝,而人的身体在时间中慢慢被洗练出灵魂。

在这次行为艺术最后一天,有一个女孩,得到许可,可以坐在玛瑞娜对面,当她走到椅子旁边时,突然脱下罩裙,全身赤裸,准备坐在玛瑞娜对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被保安请了出去。在视频中,她说:“我想在她面前表现得脆弱无助,就像她让自己在大家面前表现出的脆弱无助一样。”

因为不知道现场对参与的观众有什么具体要求和协约,所以无法解释为什么保安和展览方要怎么做。虽然玛瑞娜这个过程中全程没有睁开眼,我相信她不会反对那个女孩儿的做法。在这次回顾展中,她的某些作品就是由一些裸体的艺术家表现、演绎。参加本次行为艺术的“陌生人”,其实也是整件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允许裸体?目前这对我还是无解。

3. 附记与资料

昨晚看到一条微博,提到乌雷和玛瑞娜相遇的视频,虽然微博文字不近准确,这视频却令我不胜唏嘘。一时兴起,找出与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以及这次行为艺术的众多相关资料,发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项目网站:其中有所有本次参与者的照片,以及他们坐下来的时间。

豆瓣日记:Marina Abramović的癲狂與自由

Marina Abramović 与 Ulay 的相遇 – MoMA 2010

本次表演最后一天的视频 – 坐在玛瑞娜对面的,不仅仅是一般人,还有不少明星,包括James Franco、比·约克、奥兰多·布鲁姆,甚至还有Lady Gaga。

2010年3月8日的《纽约客》有一篇长文,介绍了玛瑞娜的过往历史,翔实、生动。

更多照片,可以查看小站的相册,其中有他们在长城中间相遇的照片

最后,我想说:玛瑞娜·阿布拉莫维奇,已经成为我最佩服的、在世的艺术家,没有之一。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周日早餐 by 罗玛尔·比尔登

Sunday Morning Breakfast, Romare Bearden, 1967, Collage on fibreboard, 112 x 142 cm, Romare Bearden Foundation, New York

周日早餐,罗玛尔·比尔登,1967年,纤维板上的粘贴,112×142厘米,罗玛尔·比尔登基金会,纽约

罗玛尔·比尔登(1911-1988)创作油画、绘画、摄影、版画、书籍插图、舞台布景、服装还有图形设计,但他最知名的,应该是他常常创作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粘贴画。他的意象有力而丰富,具有某种自传性质,表现了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南部乡村、匹兹堡、哈林,还有圣马丁的加勒比海岛。这幅周日早餐跟他196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部分作品一样,表现了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梅克伦堡郡的生活记忆,那也是他的出生所在地。当时,美国南部的《吉姆·克罗法案》(Jim Crow Laws)强制要求美国黑人“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为了逃避这个恶法,他的家庭从美国南部搬到了纽约。

这幅作品体现出比尔登使用的不同材质:最左侧男人的脸是照片,中间人物的脸是非洲面具图像,右边的女人有一张扁平的侧面肖像,是从红色纸张剪裁下来的。

比尔登的家庭生活中有丰富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他受到很多艺术流派影响,包括杜乔、霍赫、亨利·马蒂斯,还有非洲的纺织与雕塑。综合这些影响,比尔登的作品出人意表而又鼓舞人心,表现了历史和文学的场景,还包括爵士俱乐部、妓院之类的日常以及宗教主题。尽管比尔登的绘画和粘贴画中确实融合了一些美国黑人的符号,但他还是觉得艺术应该反映人类的整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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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化的节奏,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反弹两个球 by 布鲁斯·瑙曼

 

Bouncing Two Balls Between the Floor and Celiing with Changing Rhythem, Bruce Nauman, 1967, 16mm black and white film and sound, 10 minutes, Various location

用变化的节奏,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反弹两个球,布鲁斯·瑙曼,1967年,16毫米黑白胶片和声音,10分钟,多个地点

布鲁斯·瑙曼生于1941年,他的作品中包含了电影、雕塑、拍照、视频和行为艺术等多种元素,常常以艺术家自己作为主题。瑙曼使用自己的身体,表演并记录下一些看起来愚蠢的任务,这种做法扩展了艺术的边界,以及艺术家在自己作品冲所承担的角色。“用变化的节奏,在地板和天花板之间反弹两个球”是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范例,而且属于过程艺术(process art),概念艺术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将其视作一种艺术运动,其中“包括了与身体、随机、即兴、非传统材质的自由特质等相关的议题”。

在这段影片中,瑙曼在工作室里面用胶带标示出一个方块,并在其中反弹两个球。他试着找到某种模式,但是他的投掷变得不稳定,而且球的反弹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影片在瑙曼的工作室中拍摄,在那里,他说他没有“设备和耐心”把声音和图像同步起来。

瑙曼曾经学习数学和物理,他在戴维斯的加州大学学习了艺术,当时纽约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角色已经开始消散,而且加州的艺术氛围开始成长,产生影响。他的很多工作通过操控词汇,探索了语言的局限。他发现自己在质疑如何定义本身作为艺术家的角色,最后,他总结出:一个艺术家必须有一个工作室,不管他在其中做什么,都可以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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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形防波堤 by 罗伯特·史密森

Spiral Jetty, Robert Smithson, 1970, Basalt, earth and salt crystal, Diam: 457 cm, In situ, Rozel Point, Great Salt Lake, Utah

螺旋形防波堤,罗伯特·史密森,1970年,玄武岩、土壤和盐晶,直径:4.57米,罗泽尔点,大盐湖,犹他州,美国

螺旋形防波堤,是罗伯特·史密森(1938-1973)生前创作的最后一批巨大的、特定地点的户外项目之一,该项目名为“大地艺术品(Earthworks)”,他后来因飞机失事离世。这里看到的巨大的螺旋,是它1970年4月的样子,坐落在大盐湖的水中,取决于水面高低,只能在某些时候看到。创作该项目,使用了自动倾泻卡车和推土机,共挖掘了6650吨土壤和石头,并将它们堆在湖中,最后形成了这个逆时针的线圈,长457米,宽4.57米。选择罗泽尔点,因为这里的水是血红色,由耐盐性细菌和海藻形成,这被人认为是原始海域的象征。

史密森的“大地艺术品”就像所有的地景艺术一样,都涉及了风景画类型,但又不仅仅是再现自然,螺旋形防波堤本身就是风景。作品本身具备的纪念碑意义和神话般的特质,可以追溯到古代巨大的建筑遗迹,比如埃及金字塔、英国巨石阵、美洲土著的仪式土丘等等。

1970年代,地景艺术开始出现,此前1960年代的波普艺术,是对消费主义和工业化的颂歌。社会上开始对污染的后果充满愤怒,呼吁尊重地球。今天,类似的争论开始针对此类艺术作品的留存,因为它们的材料来自自然,而且被留在那里等待自然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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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 by 约瑟夫·博伊斯

  I Like America and America Likes Me, Joseph Beuys, 1974, Performance including coyote, felt, Walt Street Journal newspapers, walking stick and gloves, 23-25 May 1974, Rene Block Gallery, New York

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约瑟夫·博伊斯,1974年,行为艺术:北美草原狼、毛毡、《华尔街日报》、手杖和手套,1974年5月23日-25日,兰尼·布洛克画廊,纽约

约瑟夫·博伊斯(1921-1986)在生涯早期,他曾提到:1943年冬天,那时他还是一名二战纳粹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他的飞机坠毁在克里米亚半岛,一些鞑靼人救了他。他们把他包在动物脂肪和毛毡里,为他保暖,因此他在自己的雕塑和行为艺术(Aktionen)中不断使用这些材料,他自己的过去也得以被神话。

1974年5月,博伊斯从德国来到纽约,为“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做准备。在机场,他包裹着毛毡,并被一辆救护车运送到兰尼·布洛克画廊,双脚从未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和一只北美草原狼一起,在画廊里过了三天。在整个行为艺术过程中,狼的行为一开始表现出侵略性,然后是警惕,最后变得友好。它在每天送来的50份《华尔街日报》上撒尿;博伊斯两眼从未离开这只动物。

印第安土著曾将狼视为神,但是白人定居者将其看作恶兽。博伊斯的艺术蕴含了萨满教,包括控制、转化自然,他将这次行为艺术视为对白人错误行为的赎罪和弥补。

博伊斯的个性充满魅力,不拘常理,他对艺术的定义包括争辩、讨论和讲授,还融合了行为、装置和文化。他的“社会雕塑”理念指出:我们的行为会改变周围的世界;这理念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而且他的作品影响了大量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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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之梳 by 爱德华多·齐力达

Wind Combs, Eduardo Chilida, 1977, Steel, 216 x 177 x 186 cm(each sculpture), In situ, San Sebastian, Spain

风之梳,爱德华多·齐力达,1977年,钢,每件216x177x186厘米,圣塞巴斯蒂安,西班牙

爱德华多·齐力达(1924-2002)的童年有很多时间都在圣塞巴斯蒂安海岸的这个地方度过,而不是去了学校。海浪永无休止地拍打着岩石,令他为之着迷。尽管每个浪头的力度不同,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很相似,因此,三个元素的相似性让这一处特定场地艺术充满力量。

三个钢制抽象物体从岩石上升起,被它们所在环境的盐、风和波浪侵蚀,仿佛它们一直呆在那里,与岩石一样度过了同样长的时间。钢、水、陆地,三者的结合奇特而有力,又被永不移动的那一条地平线固定下来。它们从岩石上伸出,构成爪型,似乎在梳理风,它们锈迹斑斑的外表如同系船的铁环,被锤入石中,保证船舶安全。三个结构之间在大小上互相联系,尽管每个在近处看都很大,但如果从其他结构所在之处看过来,各自都会缩小、消退。

齐力达的出生和死亡都在圣塞巴斯蒂安,他从自己的起居室窗口就可以看到这著名的雕塑。在埃尔纳尼(Hernani)的巴斯克村子中,他跟着一个铁匠当学徒,此后就开始使用钢铁。他学会了焊接金属、切割铁块,后来又用上了花岗岩、汉白玉和粘土,这都是他艺术工具箱的一部分。他对铁的使用也受到大卫·史密斯的影响。齐力达融合了自然的伟力,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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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太郎 by 野口勇

Momo Taro, Isamu Noguchi, 1977, Granite, 274 x 105 x 658 cm, Storm King Art Center, Mountainville, New York

桃太郎,野口勇,1977年,花岗岩,274x105x658厘米,风暴国王艺术中心,蒙泰韦尔,纽约

1971年,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1904-1998)在日本四国岛建立了一个工作室。在把四国岛上的大石头分开、为当地定制的雕塑准备石材时,野口勇想起了桃太郎,一个从桃子中出现的日本民间英雄,因此为这件作品命名。

这件雕塑创作于1977-1978年,重40吨,安置在纽约上州风暴国王艺术中心的一座小山顶,自己也成为了风景了一部分。它为参观者提供了座位,而且扩展了这块地方的视野,这块它专为其创作的地方。康斯坦丁·布朗库西曾经是野口勇的指导者,桃太郎的外形反映了布朗库西雕塑作品的有机生物形态特点;它的功用与詹姆斯·特瑞尔的罗丹火山口类似,改变了参观者的视野和体验。石头的使用,为作品赋予了纪念碑般和古老的意义。

野口勇生于洛杉矶,母亲是美国作家,父亲是日本诗人。他的艺术作品中有着内在的社会性与交互性:作为一个风景建筑师,他的职业生涯中设计了游乐场、花园和有雕塑的环境;他还为玛莎·格拉汉姆创作了许多剧院布景;此外还有很多大规模生产的家具和灯具。无论如何,野口勇对于材质和空间有特别的态度,这其中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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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图 by 张大千

庐山图,张大千,1981,绢本水墨设色,179×995厘米(全作),故宫博物院,台北

Panorama of Mount Lu, Zhang Daqian, Ink and colour on silk, 179 x 995 cm (entire work),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张大千(1899-1983)的工作方法和画家生涯,在诸多方面都复制了很多中国伟大的画家先驱,也包括二十世纪的杰出画家。他复制著名画家的作品,并从中学习(还为自己赢得了善于制作赝品的名声)。他游历中国,并深受敦煌壁画启发。他既描绘现实,又描绘想象,就像这幅未完成的鸿篇巨制中的细节,他从未见过这些细节。他在国外学习,实验并发展了一种宏大、有力的风格,融合多种技法,这些技法在过去被认为是互相排斥的,至少是不能出现在同一张画作中。

《庐山图》(1981-1983)是张大千最后一件作品,也可能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同时是“现代传统”中国绘画的出色代表。绢本中左部,独一无二的“泼墨上色”形成了虹彩般的旋雾效果,这表明他受益于唐宋绘画中的旧墨和蓝绿技法,以及他游学国外时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学习;但颜色又与描绘背景群山的写意方法、以及细细刻画前景中松针的工笔技法紧密配合。我们似乎能从中看到马远笔下垂直的崖壁、米芾笔下的云山雾罩、倪瓒笔下下垂、孤独的树枝,还有背景中威严的山峰,让人想起北宋画家郭熙。所有这些,都展现出张大千的灵感来源,同时也构成他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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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弧 by 理查德·塞拉

Tilted Arc, Richard Serra, 1981, Steel, 3.67 x 36.58 m, Federal Plaza, New York; now destroyed

倾斜的弧,理查德·塞拉,1981年,铁制,3.67×36.58米,联邦广场,纽约;现已被破坏

1981年,美国总务署(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建筑中的艺术”计划委托理查德·塞拉(生于1939年)创作“倾斜的弧”作品,后来安置在纽约的联邦广场上。该作品现在已经被破坏。这纪念碑一般的钢铁之墙可以独立支撑,它的大小和重量强调其材质是慢慢生锈的软钢。然而,这件雕塑将广场一分为二,逼迫雇员必须绕过它才能进入办公室。作品马上引发了争议:法官爱德华·谢(Edward Re)发起请愿,要求移除它。

1985年,就该雕塑的命运,举行了一次公开审理。法庭上,塞拉的证词是:倾斜的弧专为该地点设计,无法存在于其他地方。尽管有122人作证支持该雕塑,只有58人反对,法官仍旧裁定要除掉它:在1989年3月15日夜,这件雕塑被裁成3段,送到废铁厂。

倾斜的弧的命运,引发了公共艺术和政府出资这二者之间的争议,并且爆发、贯穿与1980和1990年代。人们质疑:流行程度是否与其价值相当,艺术家是否能对委托制作的作品主张权利。塞拉的回应是:“艺术不是民主,它不是供人民享用的。”

也不是所有塞拉的作品都会受到如此的敌意,他仍然是一位极富影响力的艺术家。塞拉的作品与极简主义艺术一样,缺少具象,脱离主观。不过,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改变人们看待周围环境的看法,并且引发对于重量、尺度和地点这些基本因素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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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1982-1986) by 唐纳德·贾德

Untitled(1982-1986), Donald Judd, 1982-1986, 52 works in milled aluminium, 104 x 129 x 182 cm (each), In situ, North Artillery Shed, Chinati Foundation, Marfa, Texas

无题(1982-1986),唐纳德·贾德,1982-1986年,52件,由锻造铝板打制,每件104x129x182厘米,北炮兵棚原位置,敕纳迪基金会,马尔法,德克萨斯州

唐纳德·贾德(1928-1994)是极简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该运动于1960年代在美国蓬勃发展。尽管从未一统天下,极简主义运动将分散注意力的元素去掉,比如创作效果或是绘画中的透视等,从而寻求将艺术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之前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在绘画上有其姿态,以及高度的情感内容,极简主义作品抗拒这些东西,其特点是朴素、使用工业化材质和几何形状。

贾德身兼评论家和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他创建出了自己工作的大气候,他的文章《特别的对象》刊登于1965年的《艺术杂志》,影响深远,被认为是该运动的宣言。

1982和1986年间,在两个之前为炮兵棚的巨大空间中,贾德安置了100个铝制盒子,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北侧棚子中的场景。每个盒子有一个开放的立面,观者可以从中看到内部,由铝板分隔开来。这些盒子材质和大小完全相同,但其连续性却被打断了,因为每个盒子都是独一无二,反射外部世界,而且会随着光和季节改变。

这个装置艺术有着贾德早期作品的很多典型特征:规整的形式、对称、使用工业材质。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艺术家对空间的效果充满兴趣,他的作品中也展示出这些空间。因此,这个作品周围的环境深深影响了他对炮兵棚的使用以及该作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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