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rn Migration of the Spirit, Jose Clemente Orozco(Mexico), 1932, Mexican Renaissance, Mexican Muralists, Fresco, 305 x 320 cm, In situ, Bake Library,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ew Hampshire

圣灵的现代迁移，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墨西哥)，1932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墨西哥壁画派，湿壁画，305 x 320 厘米，达特茅斯学院贝克图书馆，汉诺威，新罕布什尔州，美国

“圣灵的现代迁移”是环形壁画“美国文明传奇”的一部分，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在1932年至1934年为达特茅斯学院绘制，共包括24块湿壁画，讲述了美国的历史，从前哥伦布时期（pre-Hispanic）直到现代工业社会。今天这幅壁画诉说了战争和世界宗教之间的关系：人类的苦难来源于上帝的名义，而基督以解放式的刚烈姿态，摧毁了自己的十字架。奥罗斯科使用类似基督教的象征主义手法，同时借助古典神话和前哥伦布时期的传说，在其他壁画中也表达了人类在创造力和破坏力方面的潜能。他的表现主义风格和冷峻的线条，是受埃尔·格列柯的影响，在基督的躯体和身上裹着的、有棱角的布料上有明确体现。

奥罗斯科的职业生涯，从卡通画家开始，在1920年，他受邀参加国家预备流派（National Preparatory School）的壁画计划，这个运动希望启动墨西哥文艺复兴的壁画运动。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后来加入该运动，创作出一批墨西哥最动人心魄的湿壁画（比如之前介绍过的里维拉的“人，宇宙的控制者”）。

墨西哥文艺复兴运动大概介于1920年至1950年，寻求一种民族风格，希望结合欧洲的先例、大众的艺术以及墨西哥的手工艺传统。该运动结合当代的印第安传说，同时希望证明墨西哥前哥伦布时期遗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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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Condition, Rene Magritte(Belgium), 1933, Surrealism, Oil on Canvas, 100 x 81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人类的境况，雷尼·马格利特（比利时），1933年，超现实主义，布面油画，100×81里面，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雷尼·马格利特（1898-1967）深受意大利形而上画家乔治·德·基里科（Giogrio de Chirico）的影响，同时他也帮助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团队登上历史舞台。马格利特喜欢使用视觉上的双关语、流畅的绘画风格，而且缺少人物的姿态，他一直在把玩客体和表达客体的图像之间的关系。

在这幅“人类的境况（La Condition Humaine）”中，马格利特画出三条画架的腿，它们位于一个窗下，从这个窗户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个画板般的风景，因此在一张画布之内又创造出一张画布。细长的白色垂直形状站在草丛中，类似画布的边缘，画布伸展、撑开在自己的框架上，尽管那可能就是一棵树。画中画的理念，可以追溯到错视画（trompe l’oeil）传统，其中的图像如此真实，会让观者误以为真。这些设备和技法提出了关于幻觉和现实之间的问题。

马格利特的风格一直没有远离他自己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但在生命晚期，他被看作比利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到今天还享有盛誉。他的影响一直未断，在波普艺术和概念艺术的方针中仍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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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Controller of the Universe, Diego Rivera(Mexico), 1934, Mexican Renaissance, Mexican Muralists, Fresco, 48.5 x 114.5 m, In situ, Palario de Bellas Artes, Mexico City

人，宇宙的控制者，迭戈·里维拉（墨西哥），1934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墨西哥壁画流派，湿壁画，48.5 x 114.5 cm，市立美术馆，墨西哥城

1910年墨西哥革命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迭戈·里维拉（1886-1957）协助政府，为其民族主义路线建立了某种形象。从1920年开始，里维拉成为了国际最知名的墨西哥艺术家，在美国获得一些重要的委托，其中包括这幅壁画。本画作原本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RCA公司绘制，但它从未被完成，因为其中有列宁的肖像，里维拉拒绝去掉它。在经历了一次公众丑闻之后，尼尔逊·洛克菲勒下令破坏该壁画。里维拉在墨西哥城的市立美术馆重新绘制了该作品，它在这里保持完整无缺。

里维拉的风格独特，他用自己出色而大胆的技法承载负载的历史叙事。他与自己的同代人——何塞·克莱门特·奥罗兹柯（Jose Clemente Orozco）和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不同，他的观点传递出对未来的希望和信任。在这幅作品里，工业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力量指导着宇宙，一名蓝眼睛的领军人物象征美国的进步。技术如果用来满足贪欲和统治（画面右边），就会带来不幸；如果追求为工人阶级改善物质生活（画面左边），自由也就随之而来。

对现代化乌托邦式的处理，再注入社会主义的热情，让这幅壁画成为里维拉最典型、最集大成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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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of a Scream, David Alfaro Siquerios(Mexico), 1937, Mexican Renaissance, Pyroloxin on panel, 122 x 91 cm, MoMA, New York

尖叫的回声，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墨西哥），1937年，墨西哥文艺复兴，瓷性漆在木板上作画，122×91厘米，MoMA，纽约

大卫·阿尔法罗·西盖罗斯（1896-1974）在壁画运动方面做出的贡献，为墨西哥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带来了国际声誉；而且，他还是第一位实验非传统技法和材质的墨西哥艺术家。他使用的革命性技法包括：使用工业用画笔、瓷性漆、拼贴、胶片和拍照等。西盖罗斯是一个活跃的武装分子和狂热的共产主义者，1922年，他与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e Clemente Orozco）以及其他艺术家为国家预备役学校（National Preparatory School）绘制壁画，他们一起在这时组织建立了“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塑家联盟（Union of Technical Workers, Painters and Sculptors）”。1936年，他在纽约建立了“西盖罗斯实验工作室（Siqueiros Experimental Workshop）”，吸引了像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这样的艺术家。

西盖罗斯的作品极富煽动性，强调出这个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当时法西斯主义、社会革命和战争纷至沓来。“尖叫的回声”是他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绘制于1937年，当时西盖罗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阴郁的色调与构图强调出战争的严峻；毁灭、失望和苦难从尖叫的男孩身上得到有力的表现，而他的未来是对危险的法西斯主义的回响。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在工业化的背景和构图元素中可以看到。瓷性漆为人物带来体量和物质性，产生一种运动的幻觉，这也是西盖罗斯的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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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e in the Bath, Pierre Bonnard(France), 1937, Intimisme/Modermism, Oil on Canvas, 93 x 147 cm, Musee d’Art Modeme de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浴盆中的女人体，皮埃尔·博纳尔（法国），1937年，亲情主义/现代主义，布面油画，93×147厘米，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巴黎

保罗·高更的大胆用色和强烈的轮廓对一些年轻的巴黎画家有着强烈影响，他们组成了一个协作小组，名为“预言家（纳比，Les Nabis）”。皮埃尔·博纳尔（1867-1947）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的木刻版画也给他带来了灵感，其中的严谨构图、简介的制模和颜色的单纯同样吸引着他，以至于他的朋友们——包括维亚尔（Nabi Edouard Vuillard）——将他成为“日本纳比”。

1893年，博纳尔遇到一个年轻模特，名叫玛莎·波尔丝茵（Marthe Boursin），这是他后来的妻子。他画玛莎几乎用了50年的时间，但是在画布上，玛莎的身体从未老去。在这幅亲密的画作中，虽然玛莎当时已年近60，但她的形体依然年轻年少轻盈。

这幅“浴盆中的女人体”可以与亨利·马蒂斯的作品“对话”相比，因为它同样强调用色的大胆和造型，而不是景深。玛莎身体的曲线和流动的形状，水和浴盆与地面和墙上的几何形状形成对比，墙砖的方格一直延伸，越过外墙上的窗户，内部和外部的界线也模糊了。浴盆的形状已经被破坏，同时给人以私密和幽闭恐惧症之感。多种暖色和冷色的使用，产生闪耀和炙热的效果，而且被多种色值的相似性进一步强化。这幅图像几乎有一种神秘之感，超越了它家居式的场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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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mbent Figure, Henry Moore(UK), 1938, Modernism/Primitivism, Hornton Stone, 89 x 132 x 74 cm, Tate, London

斜躺的人，亨利·摩尔（英国），1938年，现代主义/原始主义，霍顿产石灰岩，89x132x74厘米，泰特美术馆，伦敦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的灵感来自于非洲、希腊的基克拉迪（Cycladic）群岛和存在于哥伦布发现之前（Pre-Columbian）的美洲等地的艺术传统。他总在探索人的外形，并寻求将自己的雕塑与过去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同时要根除“现代雕塑家眼中希腊雕塑的宏丽”。

“斜躺的人”常被用来与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现代主义雕塑做比较，二者都有简洁的形式，被比较的还有摩尔常常直接从石头上雕刻的技法。（“斜躺的人”与他很多作品一样，使用英国本土产石材，采自牛津郡。）他曾宣称：自己最大的灵感来源，是玛雅一种斜倚的雕塑，名为“查克莫（Chac-mool）”。在这件作品中能看到斜倚的姿态，以及头上巨大的光环。

由康斯坦丁和特纳执掌的英国风景画传统，同时也是摩尔传承的艺术遗产的固有部分。他作品中的生物形态让人同时想起女性人物和风景：“斜躺的人”有突出耸起的膝盖、球状的胸部，让人想起山丘，凹陷和洞暗示悬崖、岩洞峡谷和起伏的斜坡。摩尔说：这种他偏爱的姿势，“斜倚的人物最自由，从构图上和空间上都是如此……它同时表现出自由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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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rucifixion, Marc Chagall(Russia), 1938, Expressionism, Oil on Canvavs, 154 x 140 cm,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钉上白色十字架, 夏加尔, 马克·夏加尔（俄罗斯），1938年，表现主义，布面油画，154 x 140 厘米，芝加哥艺术研究院，芝加哥

马克·夏加尔（1887-1985）生于维特伯斯克（Viciebsk, 现在叫维捷布斯克[viciebsk]，隶属白俄罗斯），他的家庭属于虔诚的犹太哈西德教派（Hassidic），而且他是家里9个孩子的长子。尽管人们现在将他看做是巴黎画派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他还是将自己视为俄罗斯画家。他的表现主义风格感情丰富、活泼有生气，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几乎没有改变。

1935年，夏加尔畅游巴勒斯坦、荷兰、西班牙和波兰，对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他亲眼目睹的反犹太主义感到警觉。“钉上白色十字架”绘制于3年之后，仿佛是他看到的一个预言，展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灾难和惨剧，还表现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恐怖活动给他的震动。画面的中心人物明显是犹太人，头戴犹太男人做晨祷时戴的披巾（tallit），被钉在十字架上，周围充满迫害和战争场景。一条亮白色切分开画面，将这遭受折磨的男人沐浴在一道神圣的光束中。

这幅作品是政治宣言，夏加尔在其中放弃了自己常用的表现主义色彩手法，强化了他作为犹太艺术家的身份，而且着重指出他对即将到来的暴行感到的恐惧。

尽管主题是战争和迫害，在模仿民间艺术和孩子般的生命力方面，夏加尔的这幅“钉上白色十字架”无疑与亨利·卢梭的原始主义画作《梦》有着类似之处。 更多艺术堂奥，前往 ArtsH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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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Fridas, Frida Kahlo(Mexico), 1939, Mexican Renaissance, Oil on Canvas, 173 x 173 cm, Museo de Arte Moderno, Mexico City

两个弗里达，弗里达（墨西哥），1939年，墨西哥文艺复兴，布面油画，173×173厘米，现代美术馆，墨西哥城

弗里达·卡罗（1907-1954），作为迭戈·里维拉的妻子，是墨西哥文艺复兴艺术运动的主要人物。她在里维拉身边工作，发展出一套结合了世界现代主义和墨西哥大众文化的独特风格。她的作品有着交杂的本质，引起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关注，并将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放在一起。

弗里达在18岁时遭遇了几乎丧命的车祸，此后的一生中，她承受了无数手术，而且一直伴随着长期的慢性疼痛。她的全部作品以自传性为主，用自画像表达自己感情的复杂，同时反映宗教、性别和身份的重要性。

“两个弗里达”绘制于1939年，当时她和里维拉已经离婚，画中浓缩了她生命中诸多个人情感和文化元素。她坐在暴风雨来临的天空前，两个弗里达，一个穿着欧式长裙，一个穿着墨西哥传统服装，以此表达出她自己身份的混合（mestizaje）和窘况。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墨西哥人，弗里达的血缘本就是混合的（mestizaje），这是一个殖民词汇，意指西班牙人和本土人的孩子。打开的心脏象征她与里维拉的关系。左边的弗里达穿着特华纳（Tehuana）长裙，手里拿着一个里维拉的小肖像，说明这是迭戈爱过的弗里达。右边的弗里达身穿欧式长裙，有一颗破碎的心和断裂的血管，象征她与丈夫的分离。这里表达出的双重性是弗里达构图的特点和明显的风格，混合了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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