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尼三连发:圣朗基努斯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1598—1680,圣朗基努斯,1628—1638,高:440厘米,大理石,圣彼得大教堂

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 St. Longinus, 1628–1638, Height: 440 cm; Marble, St. Peter’s Basilica

在基督教传说中,用矛扎十字架上的基督肋部的士兵,就是圣朗基努斯(《圣经·约翰福音》19:34)。在《圣经·马可福音》中,将他视为罗马的百夫长,看到基督死去后,他认识到基督的神性,说道:“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圣经·马可福音》15:39)朗基努斯此后殉难而死,天主教会对他十分崇敬,因为他是第一位皈依的异教徒。圣彼得大教堂的十字交叉处保存有四件主要的圣物,他的矛就在其中。这座圣人巨像由贝尼尼完成,也属于他最著名的作品,于一六二八至一六三八年间为朗基努斯十字交叉处制作。圣朗基努斯采取对立平衡站姿,双臂伸开,象征他准备拥抱基督教信仰。在他伸开的右手中,握着他的象征:圣枪;信众因此得知,这件圣物就藏在这个十字交叉之内。在这个时刻,圣人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他那狂喜而上望的目光、剧烈折叠在一起的外袍,都展示出圣人的激动之情,同时体现出贝尼尼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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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译自《梵蒂冈博物馆全品珍藏画册》,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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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大教堂的青铜大门

 

菲拉雷特(安东尼奥•阿维利诺)及其作坊,1400—1469,青铜大门,1433—1445,639 x 179厘米(每扇门),青铜,圣彼得大教堂

Filarete (Antonio Averlino) and Workshop, 1400–1469 Bronze Doors, 1433–1445, 635 x 179 cm (each door); Bronze, St. Peter’s Basilica

大教堂的青铜大门来自佛罗伦萨的雕塑家菲拉雷特和他的作坊,由犹金四世委托,这也是老圣彼得大教堂现存不多的陈设。这两扇门置于新大教堂的中央正门。门上完全覆盖着种种浮雕,可能最初有部分包漆。大门上较大的区域中是圣人图像,其间的狭长区域描绘了教皇犹金四世的生平。除了基督和圣母之外,另两位圣人对大教堂有特殊意义,他们是圣彼得和圣保罗,位于另两块较大区域中,旁边是他们的殉难场景。四位大型人物迎接进入教堂的信众。关于描绘教皇犹金四世生平的狭版中,特别值得注意左上方的内容,其中刻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加冕场景,教皇和皇帝的行进队伍正在前往圣天使堡,还有一四三八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围绕这些人物的雕带中,是来自古典神话的人物,完全保持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在圣保罗的殉难场景上方,有菲拉雷特的签名,旁边还有一幅小型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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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译自《梵蒂冈博物馆全品珍藏画册》,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圣彼得大教堂华盖

 

昨天看了贝尼尼设计的圣彼得广场,今天来看圣彼得大教堂内部另一件贝尼尼的绝世之作:华盖。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1598—1680,华盖(圣彼得大教堂华盖),1624—1633,高:28.5米;青铜、部分镀金,圣彼得大教堂

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 Baldachino (St. Peter’s Canopy), 1624–1633 Height: 28.5 m; Bronze, partly gold-plated, St. Peter’s Basilica

这件青铜华盖,是年轻的贝尼尼接受乌尔班八世委托,为圣彼得大教堂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它坐落于教堂十字正中,如同为教皇祭坛加冕,教皇祭坛下方就是圣彼得之墓。

华盖是半建筑结构、半雕塑作品,四根高大的螺旋柱支撑一个顶部,上面悬着有褶边的青铜盖顶。盖顶上还有涡形的上部结构,四角各有一个天使,将螺旋柱进一步向上延展。盖顶中心,涡形结构顶部支撑一个黄金圆球,上方有一个十字架。

贝尼尼这件庞大的杰作包含很多象征寓意:支撑的柱子让人想起耶路撒冷圣殿的螺旋柱,盖顶上活力四射的小天使举着教皇的象征——圣彼得的教皇法冠和钥匙;另外两对天使举着圣人的象征。华盖上的蜜蜂是乌尔班八世的动物纹章。

为了提供华盖需要的大量金属铜,教皇下令:熔化万神殿门廊的古代青铜柱头。虽然这种行为引来批评,华盖完工之后,它的灿烂辉煌,令不满之声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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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译自《梵蒂冈博物馆全品珍藏画册》,版权归郑柯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同样都是广场,那谁你好意思吗?

如果你到过梵蒂冈,一定会为圣彼得广场而感动,巴洛克大师贝尼尼的天才作品,将这片原本空旷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虔敬之地,又是一件令人激动的艺术品。再对比咱们那个著名的广场,想想上面曾经发生的事情,你懂的。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及其作坊,1598—1680,有柱廊的圣彼得广场,1656—1672,宽:240米;大理石

Gian Lorenzo Bernini and Workshop, 1598–1680 St. Peter’s Square with Colonnades, 1656–1672 Width: 240 m; Marble

一六五六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托贝尼尼设计圣彼得广场。由此,这位雕塑家兼建筑师面临的挑战,大概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贝尼尼介入之前,圣彼得广场是一片令人印象深刻的空旷空间,只在中间有一个方尖碑。贝尼尼将其转变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周边的柱廊像胳膊一样,将中央的空间环抱起来,同时也构成与圣彼得大教堂的联系。封闭和开放形式之间形成张力,这也是庞大的柱廊边缘走道的特色。

柱廊由二百八十四根多立克式圆柱构成,共有四排。

贝尼尼和助手还创作了一百四十位圣人的雕像,它们位于柱廊内侧顶部的广场一侧屋檐,迎接到来的信徒进入大教堂,就像是观看行进队伍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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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高地上的圣彼得大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宏伟的柱廊广场,是天主教的中心。在教会日历中十分重要的日子里,教皇会在这里主持弥撒,将自己的祝福送给下面广场中聚集的信众。大教堂是梵蒂冈城国的主要教堂,可以容纳两万人,它是罗马市内最大、最重要的教皇方形教堂。教堂内高二百一十一点五米,两翼宽度一百八十七米,它拥有世界上所有教会建筑中几乎最大的地面面积。教堂内部不仅空间大,同时极具震撼力。一百三十二点五米高的穹顶结构由将近八百根柱子支撑,大教堂中共有四十五个祭坛和四百五十余尊雕像。

圣彼得大教堂属于罗马城内最古老的教堂,但是它目前的结构和前面的广场只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才完成。它的前身——老圣彼得大教堂建于古代晚期,在君士坦丁大帝治下屹立起来,并在公元三二六年得到祝圣。为了建造巨大的新教堂,老圣彼得大教堂必须逐步拆除。这座君士坦丁时期的大教堂是中世纪最大的宗教礼拜场所,有五条通道,长一百一十九米,宽六十四米。拆除之后的残余保留了下来,用作修建新教堂。然而,虽然老教堂中有圣彼得之墓,但它并不是罗马城中教宗的首选教堂,如今的圣彼得大教堂也不是。从君士坦丁时期开始,教宗一直使用拉特兰宫中的圣乔瓦尼教堂。整个中世纪时期,旁边的拉特兰宫一直是圣座所在地,梵蒂冈仅仅是候选居所。直到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后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结束后,特别是在教皇尼古拉五世治下,梵蒂冈才扩建、转变为诸位教皇圣座的首选。

一五零六年,尤利乌斯二世决定:全面重建圣彼得大教堂。据说,这座无数人崇拜的君士坦丁时期大教堂已经不再安全。但根据推断,是这位热爱艺术、野心勃勃、又想要青史留名的教皇,想要一座更现代、更震撼的建筑。一五零六年四月十八日,尤利乌斯二世为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奠基。然而,新教堂建成用去一百二十年。一六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教皇乌尔班八世终于为该教堂祝圣。由于建设期间,教堂仍需主持仪式,老圣彼得大教堂是随建筑进度逐步拆除的,其中部分还存留到了十七世纪。有一些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湿壁画和其他艺术品,现在保存在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中,人们可以从中逼真了解旧圣彼得大教堂的形象。

建设和拆除一直同步进行:拆老教堂不仅要为新教堂留出空间,同时,原来的建筑规划一直在不停修改,也就导致新的结构要不断拆除、重新修建。多纳托·布拉曼特是第一位建筑师。一五零五到一五零六年,他接受尤利乌斯二世委托,绘制新大教堂的建筑蓝图。他面对的挑战是:既要保留君士坦丁时期老教堂的精神——因为这里是圣彼得的埋葬之地,与天主教会的起源密不可分,同时又要推出现代理念,可以满足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对建筑的美学要求。布拉曼特没有考虑纵向的教堂,而是使用了希腊十字的形状,将建筑从中间展开,上方设有大穹顶。然而,在实现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布拉曼特面对无数问题,特别是承重问题,因为他设计的柱式无法支撑巨型穹顶的重量。所以,他采纳拉丁十字,重新制作出一份建筑规划。

然而,一五一四年,建筑师去世,他的两份建筑设计都没有实现。布拉曼特的助手和继任者安东尼奥·达·桑伽洛提交了一份修改后的第二方案,努力结合布拉曼特的两次规划,此外巴尔达萨雷·佩鲁齐、受命于利奥十世的拉斐尔都提交了方案,但是均未实施。

桑伽洛去世后,教皇保罗三世任命米开朗基罗担任新建筑师。在得到保证拥有完全的自由度之后,米开朗基罗在一五四七年提交了新的模型,其中基于布拉曼特的中心化结构,地面采用希腊十字,上方有高高的圆穹顶。米开朗基罗去世后,穹顶区域和通道的建设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他的继任者雅各布·巴罗齐·达·维尼奥拉只需做出一些细微调整,就可以将穹顶独立支撑起来。最后接手该工程的建筑师是卡洛·马代尔诺,时间是一六零七年,他延伸了米开朗基罗的中心化设计,加入了现在的中殿。无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供更多空间,一方面满足教堂中举办的众多行进仪式需求,另一方面要容纳源源不断前来拜访圣彼得之墓的朝圣人流。

教堂原来的内部装饰已经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巴洛克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吉安·洛伦佐·贝尼尼,他才是对教堂内部设计真正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不仅靠他铺设的大理石和雕塑装饰。他和他的作坊不但负责中央的青铜华盖、众多教皇的墓葬、彼得宝座,以及中殿与耳堂十字交汇处的巨大雕像,在一六五六至一六六七年之间,贝尼尼完成了自己最庞大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广场设计。广场有宏伟的柱廊,上面有一百四十位圣人雕像。人们将圣彼得广场视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公共广场,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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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圆圈征服教皇

 

这两天一直在读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这是这个怪老头在八十年代写出的欧洲记录,他当时主要在巴黎和翡冷翠写生,还在达芬奇的家乡小镇附近买了一栋房子。

书的内容并不多,如果集中精力看,估计一个多小时即可读完。但老头子风趣幽默,经历丰富,博古通今,文笔又十分老辣,读来趣味十足,又令人掩卷沉思。何况无论是 kindle 还是豆瓣阅读上都有电子版,同样是6块钱,比一瓶红牛可提神多了。

艺术君已经读了三分之二,其中讲到文艺复兴之父乔托的一个故事。

教皇贝拿地卡特九世想邀请他为圣彼得教堂画些画 。便派了专使去托斯卡那一带了解一下乔托的品行和本领 。见到乔托 ,说明了教皇的意思 ,问问是否可以带回一些作品让教皇看看 ?乔托随手撕下一张纸 ,提起画笔蘸着鲜红的颜色 ,画了一个圆圈 。

“拿去吧 ! ”圆圈像圆规画的那么圆 。专使以为乔托开玩笑 ,后来认为被侮弄 ,回去便将详细经过报告教皇 。教皇却认为乔托的本领超过了当时所有的画家 。很快地把他接到了梵蒂冈 。

教皇对于一个圆圈的反应,老先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教皇却认为乔托的本领超过了当时所有的画家”。

但在艺术君看来,这其中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含义。

首先,所谓:千里马易寻,伯乐难觅。这位教皇懂艺术。画过画的人都知道,不借助任何辅助设备,徒手画一个完美的圆有多么难。教皇是懂得,而且多任教皇都是出色的人文主义学者。

其次,乔托只拿一个圆圈来对付教皇,这位教皇并不觉得是敷衍或是轻慢,而是知人善任,识才赏才用才。教皇为亿万人之主,这种权力在艺术面前的表现,在我等天朝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再者,那位使者的反应也颇值得玩味,虽然不爽,但也没有篡改乔托的作品。想想给王昭君画像的宫廷画师,如果不是他故意将昭君画丑,也就不再会有“昭君出塞”的故事。

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人”的复兴,人文理念的复兴,以上这三点,恐怕是及其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也对这本书感兴趣,欢迎点击【阅读原文】,前往豆瓣该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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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阿兹特克文化,神秘的羽蛇神

阿兹特克艺术家,活跃于15世纪,羽蛇神,15世纪,51 x 26 x 26厘米,石质,民族学博物馆

Aztec artist, active 15th century Quetzalcoatl, 15th century, 51 x 26 x 26 cm; Stone Ethnological Museum

远处看去,这件雕像如同一块有编织花纹的石头,实际上它代表羽蛇神,也就是“有羽毛的蛇”,采取了直立姿势。它蜷伏的外形如同水獭或豚鼠一般,皮肤上完全覆盖着羽毛。羽毛安排成宽阔的、彼此覆盖的带状,有水平的、垂直的,还有歪斜的,覆盖它的身体。它的头部外面的羽毛较短,让这神秘的动物有鹰一样的外形。蛇张开嘴,舌头分叉,末端如同百合花,向下伸出,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很多阿兹特克神祗的特点。羽蛇神是风之神,它厚厚的羽毛也是证明,它有蛇一样的速度。这个雕像很程式化,外形很有表现力,应该属于阿兹特克艺术的古典时期。发现雕像的环境及其功能都无从知晓。它和其他来自万民福音传播部博尔吉亚博物馆的展品一起进入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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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回答你的问题

应《艺术的力量》书籍出版方——北京美术出版社——之邀,艺术君写了这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一则该书的前言采用了艺术君的翻译,二则这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感兴趣但还没有看过,欢迎点击【阅读原文】,前往该书的豆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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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我在一所高校演讲。开始时放了二十来张世界名画,问同学们对哪张画最有感觉。一个女生起来回答说:“梵高的《向日葵》。”

“为什么?”

“当时我还在上中学,每天作业特别多,又要面临大考,特别郁闷。有一天看到路边一个小摊卖招贴画,我一眼就看到了这张《向日葵》,里面旺盛的生命力让我十分感动,马上买回家挂在墙上。它一直鼓励着我。”虽然现场光线黯淡,但我还是能看见女生眼里的光。

听到这样的话,西蒙·沙马也一定会频频点头,因为女生说出了他对凡·高绘画的理解:“一种情绪能量在画布上的释放。”凡·高释放情绪能量用画笔,那个女生用目光——他们的目标是同一块画布。艺术,让相隔百年的两人心灵相通。

凡·高仅活了37岁,但他却愿意用宝贵的十年,换取两个星期,而且这14天不吃别的,有黑面包啃两口就足矣,只要能让他在伦勃朗的《犹太新娘》之前坐上两周,什么都不干。

为什么?

西蒙·沙马的答案是:伦勃朗热衷于“剥离出粗糙的真实”,他有“对自然原始近乎执着的追求”,“人类所有的苦难与激情都能精确无比地表述在他的画笔下的肢体和面部语言里”。

敏感于世间的激情和苦难,当然不只是伦勃朗的专利,大艺术家都是这样。不但如此,他们自己的生命就总是洋溢激情,又浸透苦难。

看看西蒙·沙马在《艺术的力量》中讲述的八位艺术家,贝尼尼和毕加索算是一生顺遂,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卡拉瓦乔正当壮年,在沙滩上人事不省,随后死去;伦勃朗和透纳,高开低走,最后落得凄苦悲凉;凡·高饮弹,罗斯科割腕,雅克-路易·大卫,被放逐到异国他乡,晚年恐怕是生不如死,只盼早亡。

《艺术的力量》这本书,脱胎于 BBC 的同名八集纪录片。四年前,偶然发现这套将近8小时的艺术大戏,谁知一开始看就完全停不下来,前前后后不下三遍,罗斯科和凡·高的还看了五回。一次次,跟着西蒙·沙马的讲述,我和艺术家的命运同悲共喜。可每个人不到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容量毕竟有限,于是又找到了对应的书,其中内容更翔实,而且西蒙·沙马的文字极富魅力,寥寥数语就一针见血:卡拉瓦乔的骄纵,罗斯科的深邃,几句话,他们的幸与不幸就摆在你的面前。

艺术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毕生追求艺术,追求创造,追求不重复他人,甚至不重复自己;这一切使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又表现出不见容于世俗价值观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注定命运多舛。

艺术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艺术之笔,可以挥洒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苦难,描画世界的本原;他们的作品,使得他们超越了时代。他们不懂什么叫“先人三步死,快人半步生”,他们的作品,即便过去几百年,依旧光彩熠熠,灿烂如天上星河。

而我们凡人的幸运,在于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窥得世界的真相,未来的机锋。

《三体》系列最后一部《黑暗森林》结尾,绝望的人类知道太阳系即将面临覆灭,于是在冥王星上修建了巨大的掩体工事,保存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痕迹。主人公程心抬头望着天空中太阳系崩塌的景象,惊叹于凡·高《星空》高度准确的预见性。最后,宇宙中唯一的两个地球人,带着一飞船地球记忆——包括《星空》在内的传世名画,前往另一个未知的宇宙。

他们知道:艺术这东西,不仅具有激励一个人、让人废寝忘食的力量,更是人类这个整体,在这个时空中曾经存在过、并且正在存在着的意义,是人类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的不完美的回答: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儿来?

我们往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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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原文】,前往《艺术的力量》豆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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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母亲节的壁纸

 

Eugène Delacroix – Young Tiger Playing with its Mother

William Adolphe Bouguereau – Young Mother Gazing at Her Child

Pierre-Auguste Renoir – Mother and Children (La Promenade), 1875-76

Édouard Vuillard-The Artist’s Mother

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 Old Woman Praying (known as Rembrandt’s Mother Praying), c. 1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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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君去哪儿了·书法·梵蒂冈

 

这一周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更新,有些艺友在后台问是为啥。实际上,从周二开始,艺术君再次变身“中国好女婿”,一直在陪自己的岳父岳母大人到处玩耍,北京宋庄、石家庄、天津五大道,跑了好几个地方。嗯,还结识了宋庄的一位书法家,也是泰岳的宗亲——张守泽。

这位老先生虽已年届耳顺,但精神抖擞,豪气干云,有“张大侠”之称。各种书体,都不在话下。一生虽经历坎坷,命运多次变故,唯有对书法的热爱终生未改,在天命之年,毅然离开家乡天府之国,前来帝都做一个大龄北漂,这种魄力令艺术君钦佩不已。而且他还结合过去的历练和自己的美学观点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着实开创了一方新天地。

来给大家看几张张守泽先生的作品截图。

张守泽先生也开通了新浪博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阅读原文】前往关注。

书法当然是东方艺术,而梵蒂冈系列博物馆中有一间特别的民族学博物馆,其中收藏了超过两万件亚洲的文物,占该馆文物总数三分之一,亚洲文化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中的重要,可见一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梵蒂冈的这所民族学博物馆。

梵蒂冈拥有大量欧洲以外的收藏,很多还是与基督教无关的艺术品,很多游客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开始,该收藏就放在宗座民族学博物馆中,该博物馆由教皇庇护十一世建立,其本意是永久保留他在一九二五年发起的“传教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很多欧洲国家建立了世俗殖民地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可以视为此类博物馆的对应产物。虽然主要兴趣在异域文化上,对于外部世界,博物馆还是采取了独特的西方基督教视角。今天,民族学博物馆必须面对不断增加的全球化挑战。

博物馆中有非洲、亚洲和南美洲藏品,它们体现出当地文化在殖民开始前后的成熟、完善。早在十七世纪晚期,在万民福音传播部支持下,各位教皇发起了第一波大规模传教活动,有些藏品就是在这个阶段进入梵蒂冈收藏。其中包括枢机主教斯蒂法诺·博尔吉亚的收藏,他曾任万民福音传播部总长。不过,大部分藏品还是来自十九和二十世纪。

民族学博物馆最初安排在拉特兰宫之中。一九七三年,它成为最后一座从拉特兰宫迁到梵蒂冈的博物馆。重新布展期间,博物馆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议考虑在内,该决议针对第三世界的传教工作,号召更加尊重当地文化。因此,与基督教无关的展品也得以展出。现在,博物馆存有超过六万一千件藏品,其中一万件来自非洲,一万件来自美洲,来自亚洲的有两万件,六千件来自大洋洲,此外还有一万五千件是史前文物。藏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永久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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