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thazar Castiglione, Raphael, 1514-1515, Oil on Canvas, 82 x 67 cm, Musee du Louvre, Paris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肖像，拉斐尔，1514-1515年，布面油画，82 x 67厘米，卢浮宫，巴黎

这个男人坐在我们面前，看起来冷静可靠。他的肖像甚至可能逃离我们的注意，似乎要跟它周围的世界融合在一起。男人打动我们的，是他的熟悉感，可我们甚至还从未遇到过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拉斐尔谨慎地把他展现到我们面前，一半处于阴影中。也许更准确地说，是他把我们展现给了这个男人，因为他的眼神毫不退缩，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是他在看着我们，自如，随意，从容不迫。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是拉斐尔的朋友，也是乌尔比诺在罗马的大使，但是他的这幅肖像对地位和权力没有任何展示，表现出模特的内敛。他坐在没有变化的背景前，身着灰色和黑色。他的白色衬衫形成一个发光的原子核，在画的中心。他的表情表现得异常清醒和节制，这样一幅色调单一的画，几乎要把我们推到一边。但足以让我们靠得更近，去仔细观察肖像更清晰的细节，去发现微妙的光亮、细碎的反光和质地上的细微差别；我们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注意到：如果把衬衫的白放在一边，他的紧身上衣的黑色要更打动人，在灰色毛皮旁边，那黑色变得更深了。它的严肃被天鹅绒的光滑所缓和。看着他的额头上的纤维，我们可以想象那有多柔软。他胸前的衬衫有褶皱，体现出一股纠缠的力量，让画面的中心产生活力。对比毛皮的柔软和丰厚，这力量更为突出和强烈。

拉斐尔虽然没有用多种颜色，但他创作的这幅肖像画却绝不单调乏味。更确切地说，他将自己的调色板缩减为一系列对比，从而强调出黑与白之间的张力，他也用最细腻的笔触表现出这种张力。画中有非常多过渡性的阴影处理，这将整幅画变成了表现灰色的典范。拉斐尔用这种方式赞美外交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外交家知道：自己需要调停极端情势，能够娴熟地聆听、权衡各方观点，同时又不会忽略其他人观点的重要性。他考虑周全，评估光与影，阻止冲突和矛盾。在色彩的世界中，各种颜色彼此竞争，都想体现自己的光彩壮丽，而灰色却藉此体现出无穷的智慧，表现出其特有的价值。除了他，还有谁更了解这一点？

拉斐尔当然可以用悦目的光表现丝绸炫目的光泽，让人想起绸缎娑娑的声响，这还更简单。但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对出风头不感兴趣。尽管价格高昂，天鹅绒和毛皮能够非常好地吸收光线，将光线隐藏在模特衣服的厚重之中，如同严格保守的秘密。在他贝雷帽的边上，一根细小的羽毛若隐若现。一些反光浮动在他的衣袖上方，似乎有些极为细小的皮毛摩擦声音正在消失，很快就听不到了。肖像的冷静是可以传染的。在大使周围，世界的进程没有那么焦躁。克制，是人类庄严的一种表现。

模特的肩稍微偏向自己的左侧，这暗示着他随时可能被其他事情叫走，但眼下，他还是甘愿呆在这里，坐下来，为着另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他两手握在一起，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情感。拉斐尔本可以完全不把它们画出来，就像当时其他肖像画一样，只展示模特的头和肩。不过，这幅画属于另一类的肖像画，它们更现代，描绘半身像，会考虑手的表现力。当然，很明显，画家只画出一部分手，被画作下端切掉一部分。画家使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产生警惕：有些东西不见了。虽然很不起眼，几乎难以发现，但是还是足以令我们知道：大使没有告诉我们他知道的一切，他经手的一切。他发出的信息综合了清晰和暗示。我们只知道他愿意告诉我们的东西，其他一无所知。

时间一分分过去，在我们的注视下，肖像似乎发生了变化，好像他的表情在改变。当然，这不是真的，只是我们看得更清楚的结果。然而，起初时，它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描绘了一种显而易见、无可置疑、而且几乎是单调乏味的现实；现在，这幅画开始变得充满心计，十分狡猾，就像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他自己一样。观察他的肖像，就像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人一样，逐渐对这个表面上很谦逊的人有了深入了解，他虽从不大声说话，但他却有着所在时代最为洞明世事的心灵。这很容易变得有点吓人，但这位大使，尽管有着一双锐利的铁青色眼睛，却能表现出对我们的重视，让我们安心。他的眼神既没有抬高，也不放低，而是把我们放在与他同样的平面上。从一开始，他就把我们变成了与他谈话的人。这幅画所在的空间中，要发生一次对话，我们自己就是受邀前往的人，看着我们到达的男人就是主人。他在礼貌地等着我们跟他打招呼。

如果读过他的名著《廷臣论》，对于谈话接下来要聊什么，我们就会有个大概的想法。这本书展示了乌尔比诺宫中的一系列夜晚发生的事情，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地点之一。在宫殿中，有一些高贵的人、教士、诗人和军事家，他们讨论着各自对美、爱的观点，还有他们对王子的忠诚。他们以友谊的精神聚集，用轻松完美的方式，探讨人类心灵最崇高的所在，同时向世间的享乐致以敬意。完美的平衡，体现在这幅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的肖像中，更是一种整体上三角设计的一部分，这设计不仅表现出我们植根于大地上的方式，更是要表现我们如何渴求更高的人生维度。因此，它传递出这些讨论所涉言辞的本质，这些言辞中充满了文雅的特定感觉，我们称之为教养。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译自《How to look at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

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 Raphael, 1504-05, Oil on Wood, 30.7 x 26.8 cm, Louvre, Paris

圣乔治屠龙，拉斐尔，1504-05年，木板油画，30.7×26.8厘米，卢浮宫，巴黎

英勇的骑士准备奋力一击。他的长矛已经断为几节，其中一段仍然卡在恶龙的胸中。在怪兽和逃跑的公主之间，白马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即使你不了解画中人物的名字，这场景也十分熟悉：无畏的英雄、不幸的少女，与骇人怪兽之间的战斗。这次，英雄头上的羽毛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光环，揭示了这传奇背后的基督教神圣故事，而传奇中囊括种种神秘元素。圣乔治在与泥般颜色的混血生物搏斗，它是邪恶力量的化身。画中体现出令人生骇的美，这不是别的，正是表现了被紧追不舍的恶魔折磨的基督徒灵魂。

画中展现出一场残忍的搏斗，我们能看出：胜利不会马上到来。恶龙似乎没那么强悍了，它向上望着圣徒，不敢完全跃起来，它在低吼、咆哮。刺入它身体内的长矛没能杀死它，它只是暂时退却。不过，这邪恶的野兽不久将被降服，公主可以放心回来，用皮带捆在野兽脖子上。但被捆住的恶灵不会就此屈服，它会再次尝试打破锁链。胜利和失败还会次第出现，历史将继续前进，然后重演，确定它的命运，然后改变方向，就像恶龙的身体一样扭曲。

尽管人们很清楚未来无法确定，画中这个回合的结果却没有人怀疑。马，还有长着天使面孔的英雄，将会取得荣耀的胜利。英雄是光的化身，将会击败恶魔的阴谋。无疑，圣徒的美德和勇气将会击退它们，但是他的战马象征着某种超越人类所有努力的东西。圣徒在画中的中央位置，还有他的盔甲发出的光，告诉我们：他才是美德的真正代表。

在马强有力的脖颈旁边，山峰看起来无关紧要，一片无云的天空下，几棵树脆弱不堪。马在这宁静的风景中，似乎体现了自然的无限生机，它是整幅画跳动的心脏。圣徒向后看去，保护自己的背部，与此同时，战马头高扬向天空，预见到战斗的结果，似乎在宣告：未来的胜利，是这次令人生畏的冒险的唯一目标。

画中，动物的重要性再怎样也比不上圣徒，他们表现了同一个原则的两个侧面。一个是行动，另一个是存在。 马代表了永恒的神圣本质，与之对应的，是战士所打的灵性之战。

马和恶龙之间的相似性，强调出了善恶之间的对抗：拉斐尔很自然地将圣乔治和恶龙构思为传奇的主角，但在现实中，真正彼此面对的，是马和野兽，而不是人和野兽。因此，马和龙之间十分类似，这主导了整个构图，决定了它们的姿势，还有它们头扬起的方式；恶龙尽管是趴在地上，但它仍坚持模仿马的架势。它与马步调一致，张开嘴，跃起。它是自己不能控制的某种东西的化身，将自己映射为那神圣生物的扭曲的倒影。

事实上，恶魔从未忘记自己的目的。它想做的，就是重现一个不变的场景，如同一个永远押注在同一个数字的赌徒，希望概率能让他选中的数字最终胜出。恶魔曾经是美丽异常的天使长，上帝相信他，授他以光，路西法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的使命随之产生了骄傲，让他忘记自己仅仅是个仆人。他以自己为主人，抓住圣光不放手，圣光十分适合他，让他以为是自己创造了圣光。路西法因自己的罪受惩，被丢下地狱。堕落的天使长从此成为地下世界的主人。现在，他再次发起攻击，蜷曲着身体，长着伪装成翅膀的鳍，这次他更低调，而不是公开暴露威胁。

马没有看他，马只是继续自己的旅程，不会被这样的伏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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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on of Saint Eustace, Pisanello, Mid-fifteenth century, Tempera on wood, 54 x 66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圣尤斯塔斯的幻象，皮萨内罗，15世纪中期，木板蛋彩画，54 x 66厘米，国立美术馆，伦敦

他胯下的马刚刚停下。尤斯塔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森林的中心地带，仿佛身边的一切都向自己挤压过来。突然，包围着他的黑暗被光点亮，他听到一个声音，一些正在说出的话语。说话的人就在那里，那上了十字架的人，在牡鹿的两角之间。马上的尤斯塔斯两眼直视，目瞪口呆。

阴影如此黑暗，他不确定自己看到是的是什么。犹疑不决之时，他右手抬起致敬。此前，他一直在马上兴高采烈地飞驰，身边一群狗追逐着各种动物，现在，他发现自己迷失在树丛中，面对着这个奇异无比的场面：他在捕猎的牡鹿现在向自己走来。历史改变了方向和意义，他的生活马上也要完全转变。没有其他的路可行，当他再次出发时，他必须披荆斩棘，开创新路，一条没有人预言的路。从现在开始，尤斯塔斯所做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然而围绕着他的，一切如常。每片叶子还在树枝上，直到最后一个末梢。鸟儿们像平常一样飞翔，其他牡鹿也在背景中喝水，躲在石头后面。皮萨内罗重现了场景中所有的细节，一丝不苟，就像肖像画家般准确。他没有遗留任何东西：尤斯塔斯在他自己熟悉的世界中，这是他知道和了解的世界。马匹奢华的套具是他选的，身边是他自己的狗，他在自己熟知的森林中骑行。现在，这整个世界完全翻了个个儿，这怎么可能？过去，这森林为最坚定的猎人提供着无比丰富的捕猎来源。不管他往哪个方向看，都是物产丰富。这片繁茂的森林从未让他失望。他总是能以疲劳而又满足的状态结束一天。在他面前，一条猎狗追着一只野兔，仿佛一切未变。但是，其他的狗嗅到了新的气味，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方向。

艺术家没有认为猎人会感到害怕。他更有可能被一种深深的尊敬征服：走向他的这只动物，对他表示出最诚挚的敬意，没有猎人能否认这一点。尽管这一切非比寻常，但这幻觉中似乎有着某些几乎不可避免的东西：在这他经常出没的地方，基督出现在他面前。

皮萨内罗没有用力过猛，他不以某种特定的规则来讲述这个奇迹的故事。他不想创造令人目眩的效果，而是采用自然而然的感觉：画作中没有什么宗教逻辑，各种形象互相并列在一起，没有为比例或是求真实性而作特殊处理，只要所有空间都填上就好。猎人的转变也是以十分简单的笔法描绘的，而且完全真实，就是一个方向的简单转换。他的故事，看起来仅仅是从左边走到右边，就像写下的文字，现在被牡鹿的出现所打断：十字架停止了历史的前进。故事的讲述停下了。

惊讶的骑手和牡鹿之间的大地已经裂开。那罅隙明确表明：两种不同类型的真相在彼此面对，尤斯塔斯的游荡已经属于过去了。如果他跨过这条分界线，过去的生活将被遮蔽，如同盖上了一件沉重、而且过度装饰的外衣。这些猎狗也不再会跟随他。

光让自己出现在所有活的生物上。过去，即使是白天，却很难看见什么东西；现在夜晚已经降临，尤斯塔斯头一回能清晰看见其他东西。

在这拥挤的场景中，画家以几何般的精确性描绘了十字架，仿佛他突然决定在森林中间构筑道路或是堤坝。对尤斯塔斯来说，尽管他已经对野外骑行非常习惯，但十字架似乎让面对十字路口时的选择变得异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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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onna and Child with St. John the Baptist, Botticelli, c. 1470, Distemper on wood, 43 x 69 cm, Louvre, Paris.

圣母与圣婴、施洗者约翰，波提切利，约1470年，木板蛋彩画，43×69厘米，卢浮宫，巴黎

圣母把基督圣子紧紧抱住，站在开满花朵的篱笆前。就站在旁边看着我们的，是小时候的圣约翰。一束温柔的、珍珠母一般的光，从圣母玛利亚的面纱中向外发射。

这幅画适于沉思。圣婴和目前交换目光，整个花园因此看起来像是封闭的空间，充满了亲密和静默。但是小圣约翰把头转向赏画者，打破了这种完美的和谐。他引入了某种紧张气氛，让画面的和谐中有些噪音。当然，真相是约翰不可能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施洗者约翰最多比他的堂弟约翰早生三个月。这个成长过快的大孩子望着我们，以确保我们在关注他。他的预言天分已经将他投射到未来。来到这个温柔的场景中，他是为了宣布未来钉上十字架的事情。他拿着芦苇做的十字架，讲出故事，他无法看到的结尾的故事。这幅画完全展示了他的话：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即将到来的分离，还有死亡。

流动的布料让两个人物合为一体，并把他们置于一个古老的时刻，比时间本身还要古老。这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画家要展示的，是某个精神空间的完美，是充满美和理想化真实感觉的聚合体。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与他同时期的其他画家一样，波提切利认为：圣经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佛罗伦萨宫廷这样优雅的地方。我们能看到：在玛利亚华美的座椅上，有雕刻精美的金色扶手；点缀着经典花纹的石柱上，有一本价值不菲的祈祷书，书的包边由白色亚麻保护，防止其他人直接用手接触，这标志着对圣物的尊敬。

在骆驼皮衣服的外面，圣约翰穿着一件红色外衣。骆驼是一种节制、严肃的动物，像他一样，都穿过沙漠，就像他苦行僧式的生活。部分覆盖在他身上的红色看起来像要点燃，仿佛在抽血一般。上帝麾下这个高尚的愚人充满了爱意；圣约翰把自己的生命暴露在外。圣母和圣婴也是如此。圣母与圣婴的接触都隔着衣服，就像一个人拿着圣经一样，手是包起来的。圣婴靠在母亲身上，把前额抵在透明的面纱上，面纱在他们之间，把圣婴和圣母柔软的面颊隔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也就是薄薄一层纱，但是足以分开他们，这是几乎完全看不到的障碍，把世界分开，两人因此处于完全不同的空间。圣婴把手放在母亲的颈弯里，这超越了面纱象征性的边界，而且他的手势十分自然。这样一种爱抚母亲皮肤的方式，圣婴提醒我们：他是玛利亚的亲生孩子。

圣婴身上的布料十分轻盈，几乎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衣服。这样的图景，主要是要公告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上帝之子化身而成的肉体，它必须标明自己是不可触碰的。圣约翰作为告诉我们故事的人，作为让故事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人，无法知道所有的神圣秘密。任何传统古典艺术中的裸体，如果出现在这幅画中，就会剥夺其在可见和不可见的根本双重性。面纱既起隐蔽作用，又邀请我们去思考，思考“隐藏起来的”和“揭示出来的”这二者间永恒的对话。圣婴身上穿着精美的透明薄纱，就像一个古代的哲学家的穿衣风格，哲学家的宽袍（toga）已经磨损、破旧不堪，越来越薄而透明。

玛利亚头发中的气息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面纱，就像任何饰品一样，表现出她发型的优雅，经过精致的修剪和装饰。但面纱如此之轻，几乎像不存在一样，没有任何实体的感觉。它更像是天堂仁慈的特定证明，就像一条发光的小路，或是一片飘着接近圣母的云，在圣母没有注意的时候，柔柔地落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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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a Woman, La Velata, Raphael, 1516, Oil on Canvas, 85 x 64 cm, Palazzo Pitti.

披纱巾的少女，拉斐尔，1516年，布面油画，85 x 64 厘米，皮蒂宫

纯白色的面纱，饰有金边，在米黄色和棕色之中，给人留下孤独的印象，并让我们看到头上那颗珍珠发出的亮光。年轻女子，头上戴着低调的面纱，将手放在自己的心上。

她的表情宁静，也许还有些关心，但是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布料将她的肩裹得严严实实，这是当时的传统，能庇护她免于窥探的眼睛骚扰。在这样的距离上，我们又能对这个女子了解多少呢？落在她身上的面纱隐藏了她真实的肤色，这样营造出一种神秘感，再加上她的端庄和优雅，这一切都让她看起来更美。但是面纱的存在改变了人体的自然状态。面纱线条凛直朴素，把她的形象变得抽象，变得完全由心智构成。这血和肉构成的年轻女子已经变成了一个理想化的概念。

拉斐尔将面纱变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理想化模板。如此打扮的模特完美遵循几何法则：三角形的空间。三角形是稳定与和谐的形状，当它竖起来时，就更具美感。三角形应用到这幅肖像的构图上，同时也不会影响它探索的意义。画作的结构与年轻女子的服饰交杂在一起，闪闪发光的图像放置在一个经典的平衡之中，仿佛把人类的脆弱置于一种永不过时的设计之内。

如果这幅画作的目的就是展现几何法则，那它就是不完整的，而且过于单调。这名女子的外貌不可避免地要展示在世界面前，如果画作只做到这单，那不就是司空见惯、老生常谈吗？艺术家知道：真相要更为复杂，而且充满矛盾。他着手表现的方式，就是打断布局，让女子的衣衫隆起和蜷缩。女子的左侧衣袖几乎要从画面中撑出来。她展开手指，仿佛在暗示一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在轻薄的面纱布料下，她看起来呼吸困难，仿佛内心暗暗孕育着一场风暴。衣服的皱褶一直延伸到缎子中，似乎在跟随她感情的波折航线。

控制和挑拨这个女子的，是什么样的突发力量和狂野欲望？而在外人眼中，她的美德就像一堵墙一般笔直，绝不会怀疑她，也可能根本无法理解她。在面纱下面，命运将她置身于猛烈的力和漩涡中，而强有力的面纱包住和限制她所有的秘密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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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onna and Child, Masaccio, 1426, Tempera on Panel, 135.5 x 75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圣母子，马萨乔，1426年，板上蛋彩画，135.5 x 75厘米，国立美术馆，伦敦

自乔托源起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相信：他们的艺术是希腊和罗马伟大传统的继续。以古老的传统为榜样、以乔托为先导、以人类生存的现实为基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画家们步入了一个形象化地表现世界的新时代。

看这幅马萨乔的《圣母子》。圣母端坐在古雅厚重的宝座上，形体结实，神情庄重，宛若一尊雕像。她的儿子全然没有拜占庭式的帝王之风。这个耶稣是个真正的婴儿，吮着手指注视前方。整幅作品的哀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力量与脆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甚至那几位长着娃娃脸的天使乐师也表现出诚挚和庄重。

由于黑死病的降临，继乔托之后，伟大的意大利画家直到1401年才诞生，到乔托去世近一个世纪后才开始活跃于画坛，他就是马萨乔。南方的绘画从他开始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马萨乔是文艺复兴绘画革新的奠基人。在意大利画家中，是他真正认识到乔托的开创性意义，并搭起了其与所有追随者之间的桥梁。

正如乔托将雕刻转化为绘画的形式，马萨乔也从多纳泰罗的圆雕和浮雕中找到了灵感，将雕塑创作中的意识纳入自己的绘画，创造了厚实可信的形象、合理的空间和透视。更重要的是，他把雕塑家对自然光照射到物体之上以及透过大气所产生的效果的理解运用于绘画，超越了乔托对世界的理解与再创造而迎来了新的飞跃。

马萨乔永远年轻，因为他年仅27岁就英年早逝。可他的作品却显得极为成熟，是乔托艺术中的“人性”的真正继承人。

马萨乔对事物真实面貌的关切赢得了艺术史家瓦萨里的高度评价：“就绘画而言，我们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马萨乔，是他第一次真正使人物‘脚踏实地’。而在他之前，所有画家笔下站立着的人物都是脚尖着地。我们还得感谢他使作品中的人物充满活力、安适自然。即使说马萨乔创造了艺术本身，他也当之无愧。”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82 – 85

Portrait of Ranuccio Farnese, Vecellio Tiziano, 1542, Oil on Canvas, 89.7 x 73.6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拉努乔·法尔内塞，提香，1542年，布面油画，89.7×73.6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拉努乔·法尔内塞是教皇保罗四世的孙子，意大利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的成员。这幅画作于1542年，那时，他已被特许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团长。他的纹章——马耳他十字勋章就挂在外套上面。

在画面顶部，弯曲的缎子花上面，提香描绘出小男孩那稚气未消的脸庞。他的皮肤光鲜动人，一双眼睛清澈明亮。他还有点羞涩，避开观者凝视的目光。稚嫩的小嘴露出习惯性的娱人的微笑。这一切都和那身几乎要坠垮他的戎装形成鲜明对比，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柔弱少年。

拉努乔外套上的十字纹章闪耀着金属光泽。画家在纹章渐变的灰色调上重重地涂抹了两笔未经调和的白色，表现出刺目的反光。这是十字勋章“马耳他骑士团”的标志。“马耳他骑士团”于13世纪创立，其最初的使命是在耶路撒冷管理医院，照料受伤的十字军将士。

纹章闪闪发亮，下面的佩剑也亮光点点，但是纹章和与战争相关的饰物都隐没在昏暗中。

引人注目的中心，是男孩身上那件红色与金黄色交相辉映的软缎束腰外衣。这件外衣和男孩桃红色的面颊形成对比，艳丽的色彩在洒在男孩胸口的强光照耀之下闪闪发光：红色几乎消褪，只留下状若鸟羽的明亮的金色和银色，许多猩红的狭长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男孩的脆弱，与他披挂着的武器一起创造出含而不露的暴力和痛苦。

对男孩来说，唯一真实的，是手中的手套。这只手已经准备担负生活的重担——既无畏惧，又无防卫。他还没有成人，天真的脸上透露出期待的申请。

我们一方面赞赏提香把小男孩的尊严传达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那几乎完全是黑色的背景又使我们怦然心动——被包裹在其中的拉努乔仿佛黑暗中燃烧着的一只小蜡烛。

1542年，提香还为另一位年轻贵族画过肖像，两幅肖像都表现出作者对年轻人的同情。这些年轻的贵族本来还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但是已经知道成年人的责任正在未来的生活中等待他们。提香的肖像画充分体现了这种痛苦的洞察。

这幅画是提香中期的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他并不沉迷于将思想转化为形象的技巧，而是从自己深刻的所思所感作画。我们能感受到人物呼之欲出的活力。

提香洞察事物的现实主义精神让人叹为观止，他以高超技艺向观者展示：伴随着种种弱点，人是一个个个体的真实存在；同时他又创作出了一幅技艺精湛的美丽画作。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