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indow, Robert Delaunay, 1912-1913, Oil on Canvas, 111 x 90 cm, Pompidou Centre, Paris

窗，罗伯特·德劳内，1912-1913年，布面油画，111 x 90厘米，蓬皮杜中心，巴黎

【说明：以下文字说明内容，译自《How to Understand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

一扇看不见的窗，充斥无法理解的形状。浸透了颜色的画作，与任何现实中的东西毫无关系，尽管它的标题告诉我们相反的事实。它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能更近地观察事物。

德劳内让自己与窗户如此接近，以至于它已消失不见，与它满溢而出的画作混在一起。一个人把脸贴在玻璃上，用不那么正确的看法，看着下面的城镇，看着街道的阴影。对建筑物白色外表的侧面一瞥，它突出的样子仿佛正在沉没的船。变得头晕脑胀的时候，人识别出一个轮廓，一条蓝色的曲线，中间还有几根绿色的横条横亘于多彩的空间之中。它就是漂浮于巨浪之间的救生艇：埃菲尔铁塔。画恢复了平衡，强调了自己轴线的金属质感。现在，我们在巴黎。

彩虹般的光线在玻璃表面游走嬉戏，散发出带有绿色的黄色暖光，漫布画面。某个地方，有一条白霜般的条痕，产生冬天的错觉，在画面中缓缓的曲线上爬行：这只不过是挂在某一侧的窗帘，提醒我们目前所处的场景。它们为窗户带来一种魔力，让它覆盖一层透明薄雾。被阳光侵蚀后，窗户恢复了自己的透明，满盈的颜色让它变成了彩色玻璃窗。

这扇窗只关心自己，外面的风景对它来说仿佛就是老旧、褪色的背景。户外场景的真实样子无足轻重，似乎被几个镜子打成碎片。光的效果占了上风，现在是光的聚会——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万花筒，这幅画就陷在其中。德劳内系统地在自己的画中使用了窗，解构了颜色的棱镜，颜色不稳定的线条不再构成任何事物。

The Lock, Jean-Honoré Fragonard, c. 1778, Oil on Canvas, 73 x 93 cm, Louvre, Paris.

锁，让-奥诺雷·弗拉戈纳，约1778年，布面油画，73 x 93厘米，卢浮宫，巴黎

【说明：以下文字说明内容，译自《How to Understand a Painting》，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

男人拥着女人，女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抛入他的怀抱，同时又要把他推开。“不，这不可能……除非……我们不能……也许……还不行…………”男人急切地用臂膀握着美丽的女人，女人无法这么快就屈从下来。同样，我们这些赏画者，也不能让我们自己这么快就被诱惑，从而错过画中的要点。事实上，是女人先找上男人，就在男人将要入睡的时候，男人的衣服随意丢在地上。他现在毫无防备，穿着衬衫，赤着脚，跟女人找到他时一样。女人显得很软弱，她的眼睛盯着锁。男人伸出手去，要把锁滑上。女人的抵抗是柔弱的，她的德性已经不再坚定，随着兴奋而逐渐崩塌。在搏斗中，女人衣服上的玫瑰已经掉落。这一切都太过强烈了，故事就这样定格在紧张的瞬间，巨大的床帘在等，等待故事的结局。

弗拉戈纳让整幅画弥漫着激情的迷雾，黄色和红色的火焰燃烧而成的迷雾。画作本身已经淹没在人物的欲望之中，笼罩着他们的冲动遍布在丝绸和上面的微光，光线在四周闪动，打着旋儿，然后消失不见，就像他们既轻浮又不凡的拥抱。

华丽的幕帘把床变成了激情的剧场，上演着曲折的情节。传统上，房间内部装饰的描绘与此画作中非常不同：舒适的大床，上面有奢华的布料和鲜红色的帐幔，这些本应在表现圣母报喜、耶稣诞生、或是洗礼中的圣约翰这样的宗教题材，或是肖像或风俗画场景中出现，都能成功宣扬那些典范的行为或场景。贞洁能够轻易超越所有诱惑，把褶皱的布料梳理平整。

现在，我们却看到原罪在昏暗的房间中上演。夏娃就是脆弱的贵妇，再次被激情冲昏了头脑。床边桌上的一只水果，象征她的欲望将会从狂喜中得到满足。从锁到苹果，这会是令人愉悦的。画家让幕帘落下，与天堂划开界线。

1. 《How to Understand a Painting》 p 291

Trompe l’oeil of a Letter Rack with Proclamation by Frederik III, Cornelius Gijsbrechts, 1672, Oil on Canvas, 145.5 x 183 cm, State Museum, Copenhagen

错视画：带有弗雷德里克三世登基公告的信插，Cornelius Gijsbrechts，1672年，布面油画，145.5 x 183，国立美术馆，哥本哈根

网上常常能看到街头艺术家们在马路上绘制的粉笔三维画，让人产生错觉，认为柏油路上竟然冒出有一池鱼，或者突然出现一个大坑，这就是所谓的“错视画（Trompe l’oeil）。

今天这幅画的作者Cornelius Gijsbrechts就是一位十七世纪的丹麦错视画大师，不过国内对他的介绍并不多，以至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译名。

等待回复的信件被小心地折叠起来，塞在红色带子低下，跟其他被反复阅读过的信件放在一起。有的就放在那里，诸如不再新的新闻。这是一个无足轻重而又混乱的角落，常常不让人看见。

这一次，幕帘揭示了台面上一般看不到的东西：幕后被展示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日常平凡生活的私人表演。这些小东西被放在一起，它们都是些不再需要的东西，也没有特定的地方可以放，但是也都舍不得扔。它们挂在那里，进入睡眠状态，似乎处于原有的预期用途和完全被人遗忘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板子上的东西是记忆的线索，却又像是某种炼狱，而最终审判的时刻被无限期推迟了。

人们开始尽可能地把一些东西挂起来，它们会让口袋的外形变得难看，造成不好的印象：梳子、剪刀、另一块怀表、钢笔，还有躺着的小工作包。这幅画列出了所有人们尽量避免的错误。正式的决策、以及一个安静、富有耐心的终身仆人在最后时刻做出的改变，这些都被示于人前。一把锋利的剃刀，从它自己的袋子里面伸出来，提醒赏画者要小心。细齿梳子被压在年鉴册下面，跳蚤之类的大量寄生虫也都在那里。

这些或重要、或琐碎的东西们混杂在通告版上，可能是时候来把这些过一遍了，过过脑子，粗略把它们整理整理。

不过，还是可以说，这些混乱的东西有其自己的和谐之处，幕帘更为它们带来了优雅的欢迎信息。要把这些完美搭配在一起的记忆给扰乱，也许是种遗憾，而且要冒着把板子弄得太过清洁的风险，那就可能要面对赤裸裸的真相了。

只要轻轻抽一下那漂亮的线球，这个假的幕帘就会盖上通告板，盖上这幅画。不管怎样，那背后藏着什么东西，与其他人无关。

Stairs in the Artist’s Garden, Pierre Bonnard, 1942/1944, Oil on Canvas, 60 x 73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艺术家花园里的台阶，1942或1944年，布面油画，60 x 73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这是博纳尔风烛残年的作品。和他创作过的许多卓越的“花园”主题的变体画一样，这幅画也是杰作。台阶向中间延伸，直到灼灼盛开的鲜花遮住我们的视线。鲜艳的色彩聚集到左边，春天的绿色像喷泉一样喷洒到右边。前方是光芒夺目的丛林，耀眼的金黄色和炽热的红色，头顶又是更多的鲜花——湛蓝的天空成为花园的背景。

这里仿佛是一个剧场，一个舞台，不过在舞台上演出的不是戏剧，而是生命。博纳尔希望激励我们接受生存的美好。我们被从现实生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走进这一片光明与自由。

纳比画派的画家都很推崇塞尚。博纳尔和维亚尔在其中也清晰可辨。博纳尔的风景画不仅是展现我们能够看到的景物，而且展示出这片风景给人的感觉。他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感知的世界。不仅如此，博纳尔将塞尚式的色彩的堂皇又向前推进一步，淡化了塞尚认为至关重要的凝重感。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已经使博纳尔堪称大艺术家。

•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327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 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The Letter, Pierre Bonnard, c. 1906,  Oil on Canvas, 55 x 47.5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信，皮埃尔·博纳尔，约1906年，布面油画，55 x 47.5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年轻妇女全神贯注于她正写的那封信，头部倾斜的角度暗示出她思想集中的程度。然而向前低着的头部也处处显示出女性的美：闪闪发光的深棕色头发，一把精致的发梳，调皮地微翘着的小巧鼻子，曲线富于表情的双唇。博尔格对这个女子的兴趣不在于她的个性，而在于她的迷人——一个非常日本化的特点。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她筑起一道“围墙”——配以绚丽饰边的深红色椅背，色彩斑驳得有趣的墙壁；在前方的开放空间里，可以看到一个盒子和一个色彩迷人的信封。绿色的合资在画面上颜色最浅，由此向上望去，可以看见夫人朴素的深蓝上衣和向前低垂的头部。

博纳尔并不想就生活或者这一特定人物发表什么宏论。他只是怀着一种最为温和但并不复杂的喜悦注视着她。

皮埃尔·博纳尔和爱德华·维亚尔一起，跨越了后印象主义和现代美术之间的鸿沟。由于从艺术上很难给他们定位，人们便把他们看做内景画家以及纳比派的领袖。

纳比（Nabis）是希伯来语，有“预言家”和“先知”之意。装饰性是该画派的主导原则。莫里斯·德尼曾说：“在画出一匹战马、一个裸体或者描绘一件轶事之前，一幅画本质上只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涂以各种色彩的一个平面。”由于他们都喜欢表现温馨美好的家庭生活——这是纳比派的重要特征——两位画家谁都不真正属于现代艺术世界。

博纳尔受东方的影响最深，朋友们都称他为“日本纳比”。最吸引博纳尔的，是日本木刻简洁平面的造型，以及单纯得迷人的色彩与线条。

随着博纳尔艺术上的日趋成熟，他使用的色彩更加丰富、深刻。作品的全部含义因此而仅限于色彩之中。

•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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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s de Mars: La Tour Rouge, Robert Delaunay, 1911-1923, Oil on Canvas, 160.7 x 128.6 cm, Art Institute of Chinago,

战神广场：红色的塔，德劳内，1911-1923年，布面油画，160.7 x 128.6厘米，芝加哥艺术学院

与很多20世纪上半叶的画家一样，德劳内艺术风格的发展与现代艺术的危险步伐走在一起。在他开始着这幅画作之前，年轻的法国画家仍在绘制上个世纪的印象派风格作品。背叛了印象派风格之后，艺术家为自己的新风格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主题：埃菲尔铁塔。 1909年，针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也是法国现代化的象征，他开始绘制一系列作品。1911年，受到基于慕尼黑的“蓝骑士（The Blue Rider, Der Blaue Reiter）”团体的邀请，德劳内去展出自己的作品。在该团队抽象主义的影响下，德劳内自己的作品开始变化。

这幅画中，他笔下的红色钢塔像凤凰般，从火焰和烟雾缭绕中飞升而起，从褐色的、单调的巴黎式公寓街区中飞升而起。灰色的城市景观突出了德劳内的主题，同时暗示这是古典的母题表达方式：从一个阳台或是窗口绘制的风景。优秀的立体派方法中，客观对象会被打碎，在画布上从多个角度表现。后来，画家将这个阶段称为“破坏阶段”。然而，在对光的处理中，他表现出对战神广场的明显兴趣。德劳内把塔周围的空气用同样的立体派手法分析、处理，将大气层解构为一堆跳动的颜色。德劳内的风格变化剧烈，后来，他一头扎进了抽象主义的怀抱。

•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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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s de Laon, Robert Delaunay, 1912, Oil on Canvas, 162 x 130 cm, Pompidou Center, Paris

拉昂的塔，罗伯特·德劳内，1912年，布面油画，162 x 130 厘米，蓬皮杜中心，巴黎

罗伯特·德劳内（1885-1941）从1903年开始画画，1904年开始，在巴黎大皇宫定期举行的巴黎沙龙中做展览。一开始，他采取新印象派主义（Neo-Impressionism）风格，用Jean-Michel Chevreuil的色彩理论绘画。然而，波拉克和毕加索在形式方面的启发了他，在1911年春天，德劳内展出了他的首幅被立体派启发的画作。在这幅刚刚完成的视觉习作中，拉昂的塔展示了14世纪哥特教堂的尖顶高耸在城镇上空，德劳内1907年在该城镇服役。

1907年，波拉克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中蜘蛛网般的灰色结构让德劳内惊讶。他的反应是：用鲜活、优美的色彩充实银色的框架。在画中，粉色的树枝和树冠以骚动的笔触表现，回荡于城镇的绿色和紫色石头墙壁之间，在破碎的反光中，屋顶和天空相遇。德劳内用菱形转移光与影，消解了固定的观察角度，“同时性（simultaneity）”的效果覆盖了外部世界中客观对象的主观视角。在绘制这幅画的一年中，德劳内对颜色的实验开始越来越多出现抽象语言，其中，建筑的形式被扁平化，压缩到一个万花筒中，由互相联结的、有着彩虹般颜色的矩形、三角形和圆形构成。德劳内称之为“俄耳甫斯主义”。德劳内相信：这种“非再现（non-representational）式”的“纯粹绘画”，就像俄耳甫斯的音乐让古代众神愉悦一样，能够给我们的意识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

•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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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ron Rolling Mill (Modern Cyclopes), Adolph Menzel, 1872-1875, Oil on Canvas, 158 x 254 cm, Alte Nationalgalerie, Berlin

轧钢厂（又名：现代独眼怪），阿道夫·门采尔，1872-1875年，布面油画，158 x 254厘米，老国家艺术画廊，柏林

19世纪是欧洲工业化和科技快速进步的时期。尽管在一生中，阿道夫·门采尔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主题多有变化，但仍被认为是德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画家，因其鸿篇巨制的作品检视了工人阶层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为了创作《轧钢厂》，门采尔在波兰南部的霍茹夫钢铁厂写生，画了150多幅研究草图。画面中那种刺激眼球的现代工业感让作品一举成名，引起轰动。

作品很快就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别名——“现代独眼怪”。这一标题将产业工人生活的严酷现实提升至神话的层次，被比拟为独眼巨人塞克罗普斯（Cyclops）。

除了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外，在画面右下方有一个小男孩儿，他一面低头那东西，一面看向画面外的观者，表情疲惫，同时又有一种不忿。他不甘于未来的命运就被安排在这样的工厂里面，也许十年之后，他就是新一代的工人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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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Girl Reading, Fragonard, c. 1770, Oil on Canvas, 81.1 x 64.8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读书的少女，弗拉戈纳，约1770年，布面油画，81.1 x 64.8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这幅画闪烁着最柔和的棕红色。艳丽的色彩随着少女优美的轮廓或明或暗。她背靠一个浅玫瑰红的靠枕。靠枕很大，仿佛充满母性的柔情。她手臂下的扶手构成地平线式的线条——它的坚硬只有在少女美丽的衣袖遮掩下才会消失。少女专心致志地看书，像布歇笔下的林泽仙女一样不加任何防范。

这幅画充满甜美，有着近乎雷诺阿式的美丽，但这不应成为领会其力度与坚实感的障碍。年少的读书人的温柔之外，是几何形的“框架”：垂直的棕黄色墙壁，微光闪闪的水平扶手。正是这种对装饰性的超越，使弗拉戈纳独具个性。少女的脖颈和胸口环绕着精美的褶边和缎带，丝绸的裙褶向下流泻，下面是真实、丰满的人类躯体。这种无意义的主题被置于庄严的氛围之中。

弗拉戈纳和布歇相似，但他的作品比外表表现得更深刻，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天才的敏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 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