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wing(French:  L’Escarpolette), Jean-Honore Fragonard, c. 1767, Oil on Canvas, 81 x 64.2 cm, Wallace Collection, London

秋千，让·奥诺雷·弗拉戈纳，约1767年，布面油画，81 x 64.2厘米，华莱士收藏博物馆，伦敦

弗拉戈纳来自法国东南部的格拉斯——法国香水工业中心， 他是布歇的学生，是一位作画快、大手笔的画家。在帮助观众分享他对年轻妇女和她们的身体的愉悦感方面，他的技艺和布歇同样精湛，而且他对人物思想感情的捕捉更为敏锐。

这幅画中愉悦的场景绘制于弗拉戈纳艺术生涯早期，当时他刚刚荣膺画家学会成员。其时，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宫廷朝臣与弗拉戈纳接洽，邀其作画。那位年轻人想要一幅其与情人的画像。他与情人只是斯通，因此提议画家描绘其情妇荡秋千的场景，并将他本人安置于密集的灌木丛林间，以此暗示其地下恋情，而推秋千者则画成一位助教。弗拉戈纳对这种有辱教会的构思颇感忐忑，忧虑期艺术事业受牵连，最终说服作品出资者将推秋千的主教形象替换为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丈夫。

弗拉戈纳常常机智地利用雕像作为场景道具，让雕像参与画面叙事。丘比特是传统的爱情象征，出现于情爱场面自然是物尽其用。小爱神在此画中是个沉默的同谋，他竖起手指置于嘴唇前示意噤声，更强调了两位男女的私密地下情。

而洛可可艺术家沉迷于情色题材，粉色的秀美鞋履飞向空中，陡然徒增了画面轻逸放荡的气氛。在稍早期的道德训谕绘画中，给女子少画一只鞋就意味着该女子已经失去童贞。而在此画中，秋千上的女子还特意将裙边往上踢高，以便她的情郎看到她裙下腿间的旖旎春光。

而描绘秋千“荡妇”的绘画在洛可可时期颇为风靡。秋千代表动摇轻浮，因此是隐喻对婚姻不忠以及出轨的理想意象。画中的丈夫看上去是以两根长绳控制了秋千，但在现实中，他却根本无法驾驭他那多情而善于机变的妻子。

右下方有一只生动的小狗，它十分难以发现，隐藏在画面底部，正看向这场情爱游戏。小狗在此出现有反讽意味，因为夫妻双人肖像中常常有狗出现，那是婚姻忠诚的象征。这里的小狗蹦跳吠叫，似乎在揭露警示这对青年男女的特殊关系，但画面中的所有人都对它置若罔闻。

1. 《艺术通史》 p 254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28

【说明：以上文字内容由 郑柯-Bryan编写，转载请标明出处。】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Petrus Christus, c. 1470, Oil on Oak, 29 x 22.5 cm, Gemäldegalerie, Berlin

年轻女人肖像，彼得鲁斯·克里斯蒂，约1470年，橡木板油画，29 x 22.5厘米，历代大师画廊，柏林

克里斯蒂是一位对情感世界有着神秘感悟力的佛兰德斯画家。与他早期的那幅《爱德华·格里姆斯通》肖像画相比，这幅肖像手法更加纯熟。

女子的服饰和珠宝优雅高贵，据推断是英格兰塔尔伯特家族的成员。画作的构图，让观者把焦点紧紧放在她的头和表情的细节上，仿佛检视了画家、模特、观者、资助人之间的关系。画中女子不再是被动的被画者，而是直视观者，从她的嘴唇可以看出：她的表情颇有些不忿，真可以说是500多年前的“不爽姐”了。她这种表情让很多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感到紧张，曾有人将她形容为“一颗打磨光亮的珍珠，发着乳白色光芒，放在黑色天鹅绒垫子之上”。

这幅画是康平和凡·德尔·韦登肖像画风格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影响深远，画中女子的表情对此起到很大作用，她的眼睛也没有对称，这倒是与《爱德华·格里姆斯通》类似。

同时，这幅画也标志着克里斯蒂和尼德兰地区肖像画风格的双重转变：模特的背景不再是单调乏味的平面，而是变成了三维立体的、真实的现实世界。

Edward Grimston, Petrus Christus, 1446, Oil on Oak, 32.5 x 24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爱德华·格里姆斯通，彼得鲁斯·克里斯蒂，1446年，橡木板油画，32.5 x 24厘米，国立美术馆，伦敦

彼得鲁斯·克里斯蒂是扬·凡·艾克的学生。他与凡·德尔·韦登同代，作品中明显看到韦登的影响，而且他将韦登的风格更进一步，将房间和里面的装修也加入了进去。

肖像画在15世纪还是很新奇的理念，但是克里斯蒂走出了自己的新路。

爱德华·格里姆斯通是亨利六世廷中的外交官，这由他手上链在一起的S形环节的手链能看出来，这是国王治下兰开斯特家族的标志。这幅画也是英国现存最早的议员肖像画，其他同时期的肖像画对象都是皇族。未知的光源照亮了格里姆斯通，他的脸明显是照真人绘制而成，上面有斑点，还有他不苟言笑的表情。他的眼睛并不对称，这增强了画作的真实性，同时其中体现出他的狡猾和神秘，这无疑为让他是个间谍这样的流言添油加醋。

克里斯蒂影响了以后的画家，包括迪里克·鲍兹（Dieric Bouts），也有人认为：他是最早提倡绘制荷兰室内装饰的画家，这也是后世尼德兰画家十分钟爱的题材。

•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86

The Ambassadors,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533, Oil on Oak, 209.5 x 207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大使，小霍尔拜因，1533年，木板油画，209.5 x 207厘米，国立美术馆，伦敦

我们从霍尔拜因为有钱有势的成年人画的肖像中，可以看到他绘画技巧的极致。

这幅画是作为纪念品为两位博学多才的年轻权贵绘制的。左边的让·德·丹特维尔是1533年驻英格兰的法国大使。霍尔拜因画这幅画像时他年仅29岁。右边站着的是乔治·德·塞尔夫，一位杰出的学着，年仅25岁，刚刚就任主教。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不是外交官，此后不久成为法国驻西班牙管辖下的威尼斯的大使。

这幅画符合当时描绘学者的传统——有书籍、仪器、文具为伴。两个法国人中间有一张桌子，分上下两层。

上面一层放的仪器代表对天空的研究，下面一层表示在地球上的探索。上层左边放着一个天球仪（天体图），它四周的框架可以计算天文距离。天球仪旁边是一个精巧的黄铜日晷。旁边是象限仪——航海用的仪器，用它测定某几颗星星的位置，可以计算出航行中的船的位置。右面是一个多面体的日晷仪，以及另外一个天文学仪器，它可以和象限仪仪器测量天体的位置。

这幅画的左上角，在几乎注意不到的地方，有一个银色的基督受难形象，提醒人们：即使科学高度发达，也不该忘记救赎人类的目标。

桌子下面一层，左边放着一本书，据考证：那是一本当时供商人学习的算术书。后面是一个地球仪，象征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书中间夹着一把直尺，也许代表绘制地图的技巧。诗琴是那时候宫廷里的主要乐器，放着这里意在表现对音乐的爱好。有一根琴弦断了，象征突然降临的死亡。诗琴下面、圆规旁边放着一本路德教派的赞美诗。放在旁边的长笛，是各个阶层人们都喜欢的乐器。

霍尔拜因在这幅表现一对年轻人的精美画作的前景处斜贯了一个提醒人们人终有一死的东西。从某一个角度看，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经过巧妙变形、用所谓“投影法”画上去的人的头盖骨。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61

Portrait of Prince Edward, later King Edward VI of England,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c 1538, Oil and Tempera on oak, 56.8 x 44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年幼的爱德华六世，小霍尔拜因，约1538年，木板、蛋彩和油彩，56.8 x 44 厘米，国立美术馆，华盛顿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遍布欧洲，许多新教教徒反对教堂里的圣徒的绘画和雕像，认为它们是天主教的偶像崇拜的一个明证。这样，新教地区的画家就失去了画祭坛画这宗最大的经济来源，北方艺术家很快就面临着绘画到底是否能够而且应该继续下去的问题。当小霍尔拜因正走向德语国家的第一流大师之位时，宗教改革运动的动荡把他成功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1526年，他前往英国，最后永久定居在那里，而且被亨利八世授予宫廷画家的职位。

英国人对肖像画的偏爱在霍尔拜因陛下获得了满意的答复。他细腻、机敏、独具慧眼，能极其准确地捕捉人物外形，同时使人物的精神在画中得到升华。

这幅画中的小爱德华，在他威严的父王眼里就像一只可爱的苹果。

而霍尔拜因把他画得真有点像苹果：圆乎乎、胖墩墩，小脸红润，十分健康。爱德华15岁那年不幸夭折。我们很难设想他曾这样可爱，充满活力。可是霍尔拜因让我们相信：他那时既健康，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严。

这是一个从小就有帝王气派的孩子。对于亨利来说，爱德华非常重要，为了得到这个儿子，殚精竭虑贯穿了他的婚姻史，整个欧洲都留下他求子心切的故事。霍尔拜因注重表现人性，描绘人物的面部特征。照此判断，他的儿童画像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儿童毕竟没有充分完成自己人格的塑造：他或她拥有的，是一种发展潜力。这张脸既表现了爱德华作为一个孩子的模棱两可，又与他是统治者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相统一——这个孩子是未来的国王，皇太子，爱德华六世。

画面下方的文字写的是：

孩子，效仿汝父，继承他之美德；世上无更高之王。天堂和人间亦难能造一子，其荣耀可超越汝父。汝应完成汝父同等之事业，让世人无法质疑。汝应超越汝父，如汝已完成的，未来亦无人可超越汝。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59

Darmstadt Madonna,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528, Limewood, 146.5 x 102 cm, Schlossmuseum, Murnau, German

圣母、圣婴和市长一家，小汉斯·霍尔拜因，1528年，椴木油画，146.5 x 102厘米，宫堡博物馆，穆尔瑙，德国

小汉斯·霍尔拜因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画家之一，他比丢勒小26岁，出身于画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画师，为人又机敏不凡，不久就兼收并蓄，掌握了北方艺术家和意大利艺术家二者的成就。

这幅祭坛画是他刚过30岁的作品。

这种供养人像的形式是各国都有的传统形式，但是霍尔拜因的画仍然是同类画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在以古典形状的壁龛为界框的平静而高贵的圣母形象两边，那些供养人自然地聚为群像，这种布局方式使我们回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和谐的构图。

对细节的详细描绘，让我们想起之前介绍过的康平的《女子肖像》，尤其是画面右方那两个女子，包括那个女孩子头上的饰品，衣服上的银色花纹和裙子的线条和褶皱。前景下方的地毯，花纹和颜色都十分复杂，而且折在一起，霍尔拜因用光影的明暗变化，令观者觉得仿佛就在眼前，使人叹服，充分展现了霍尔拜因对细节的处理能力。从这一点上，霍尔拜因继承了北方的传统。

这幅画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大部分同样主题画作中的圣婴不同，圣母怀抱中的圣婴更像是普通的孩子，表情懵懂。这样就造成一种感觉：仿佛圣母刚刚从摇篮中把熟睡的圣婴抱了出来，接见供养人一家。

1. 《艺术的故事》 p376

Lady Elizabeth Thimbelby and her Sister, Anthony van Dyck, c. 1637, Oil on Canvas, 132.1 x 149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伊丽莎白· 西姆布莱毕小姐和她的姐姐，凡·代克，约1637年，布面油画，132.1 x 149厘米，国家美术馆，伦敦

英国传统的肖像画十分正式，凡·代克担任皇家画师后，将风格转变为十分放松和优雅的方式。在他的手中，肖像画变得鲜活，色调生动，而且十分符合宫廷的品味。这也影响了后世许多艺术家，不仅限于英伦三岛，更传播到整个欧洲。

凡·代克十分善于绘制双人肖像画，此画就是出色典范。

画中坐着从丘比特手中接过玫瑰的，是伊丽莎白·西姆布莱毕的姐姐，她即将成婚，妹妹站在一旁。

姐妹两个人的姿势放松而高贵，丘比特让这两姐妹变得又生气。他的红色衣服闪闪发光，与姐妹两个人身上闪亮的丝绸衣服形成对比。两姐妹的穿着打扮十分时尚，珍珠、头发、紧身上衣都是最流行的。不过她们的服饰还是有种怀旧的情调，带来古典气息。姐姐并没有戴当时流行的蕾丝领，而是让自己的这件裙装没有受到过多束缚。因此，人们都说凡·代克让这两姐妹的盛装拥有了“永远的浪漫情调”。

1. 《1001 Painting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 p238

Marchesa Elena Grimaldi Cattaneo, Anthony van Dyck, 1623, Oil on Canvas, 242.9 x 138.5 cm,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埃莱娜·格里马尔迪侯爵夫人，安东尼·凡·代克，1623年，布面油画，242.9 x 138.5 厘米，国家美术馆，华盛顿

在这幅肖像画中，凡·代克高超地调用了各种技法，描绘了格里马尔迪家族的侯爵夫人。她显得孤高自傲，似乎可以流芳百世。

侯爵夫人从一个由柯林斯柱构成的柱廊中走出，踏进一片由石栏杆围成的花园，下方远处是茂密的森林，天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彩，一切场景都已经设置完成，等待迎接这位侯爵夫人。

画的视角偏低，仆人的身体姿态和遮阳伞的把手构成一条斜对角线，栏杆阶梯构成另一条对角线，有意设置的这两条对角线把赏画者的视线印象引到侯爵夫人孤傲的脸上。仆人所打的红色遮阳伞，在夫人的头上类似辐射的光线，为侯爵夫人的高贵更添光彩。

这位侯爵夫人属于热那亚的贵族家族，凡·代克为这个家族绘制的肖像画，被后世认为是西方肖像画艺术的巅峰之作之一，同时也是他个人的辉煌时期。

凡·代克在他的肖像画里压抑了鲁本斯式的世俗性与动物般的生命力，着力表现人物的典雅和他们的心理活动。

1.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191
2. Marchesa Elena Grimaldi Cattaneo, NGA

Charles I at the Hunting, Anthony van Dyck, c. 1635, Oil on Canvas, 266 x 207 cm, Louvre, Paris

英王一世行猎图，安东尼·凡·代克，约1635年，布面油画，266 x 207 厘米，卢浮宫，巴黎

凡·代克是鲁本斯最著名的学生和助手，他比鲁本斯小22岁，与普桑和克劳德·洛兰是同一代人。他很快地就学会了鲁本斯表现事物的质地和外表的全部绝技，不管是丝绸还是人体肌肤，但他跟师傅在气质和心情方面完全不同。凡·代克似乎身体不是很好，他的画经常流露无精打采和略带忧郁的心情。也许就是这种特点引起热那亚的苦行贵族和查理一世随从中的王党成员的共鸣。

1632年，他当上了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家，名字也英国化了，叫安东尼·凡代克爵士(Sir Anthony Vandyke)。我们应该感谢他给那个上流社会作了艺术家的记录，记录下无所忌惮的贵族姿态和追求宫廷优雅风度的时尚。

这幅画是查理一世出征打猎时刚刚下马的肖像，表现这位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君主渴望永垂青史的形象：一个无比优雅、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和受过高等教养的人物，是艺术的赞助人，是神授王权的维护者，是一个无需用外部服饰来标志权力以提高他的天然尊贵的人。

高大的树、高贵的王位、高尚的君主，凡·代克将这三者融为一幅令人难忘的画像。

一位画家能够这样完美地在肖像画中画出这些特点，无疑要受到社会的急切追求。事实上，凡·代克接到许许多多请求画肖像的委托，像他师傅鲁本斯一样，已经独力难支。他也有许多助手，助手们按照放在化装假人上的服装画好被画者的服饰，甚至头部也不总是完全由他动笔。那些肖像画中有一些近乎后世美化的时装假人，令人不舒服。无疑凡·代克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对肖像画害处很大。但是这一切无损他的最佳肖像画的伟大之处。我们不能忘记他比其他人更有力地把理想中的贵族血统的高贵和绅士派头的潇洒形象化，这丰富了我们心目中的人物形象，这种贡献丝毫不逊于鲁本斯画的生气洋溢的强健有力的形象。

1.  《艺术的故事》 p 405